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供他们买纸张、 胶水、墨水、刷子，制作战旗、彩旗、袖标。 她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 务员。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 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 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入了所谓共和国第 一大案。
她和丈夫先后银铛入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文革”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 知道自己丈夫已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
唯有 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 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老太太从建国初就该享受那点儿待遇的，人家亏了好多年，早该给 人家补上的！
” “人家是豁出命来抗日过的，这是如今的厅级干部没法比的，是该由 国家好好供养起来。” “据说陈康大将有资格授元帅衔的，谦让了。人家老太太当年也一 样，高风亮节哩！” 传到她耳中的，多是以上这类话。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既变，人道也变。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 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 待遇就不必特批了 ,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 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 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 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岀，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 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 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
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对秉义这个女婿，金月姬没见到时心理上是抵触的。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 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 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
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 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 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家 庭的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 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
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 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没法掩饰。 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辩，更不争论，静静听着，默默一笑而已。 见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见面地点在她家客厅，谈话方式基本 是岳母问，女婿答，过程没超过一小时。
秉义走后,她对冬梅说:“形象还不错,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 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 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我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 有他那样的儿子？
” 冬梅笑道：“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她认真地说：“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当妈不会 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 冬梅问：“那，下一步妈什么意见呢？” 她郑重地说：“妈收回先前关于你丈夫的话。
不知者不为罪，归根到 底是你的错，你也没跟妈多讲讲他呀，只说他是光字片的，我可不就会 那么猜呗。别急着听妈的意见，先回答妈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冬梅肯定地回答：“当然啦！” 她又问：“很爱吗？
” 冬梅有些奇怪：“是啊。” “现在还很爱吗？” 冬梅不高兴了 ：“妈，你问得莫名其妙！” 她说:“有些夫妻,谈恋爱时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哩。一日不见，如 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 才那么问。
” 冬梅自豪地说：“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 她也满意地说：“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 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儿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 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 于是，秉义就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 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 了不久之后，他在岳母心目之中便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不，不仅是优 秀的女婿，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看来，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党员干 部。
每天晩饭后，秉义怕她寂寞，总是会在她睡前陪她聊一阵子。 她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说自己是一辈子的政治人，耳中听 “政治”二字已听出老茧了。她说：“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 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如此。
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 我们这样的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 来，多与人聊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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