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我们三排六班真正的班长是张大福，也就是我和猪头私下里称呼的“龅牙”，后来觉得“龅牙”实在是对班长有些不敬，于是跟随班里大流在非正式场合叫他“牙哥”——当然，官方称呼还是“张班长”。 三排六班其余人员也大多有非官方称谓，譬如冯涛涛代号“秀才”，陈文博人称“博哥”，向北别名“马王”，我们新兵尊称他“马哥”。
开始我还以为他姓马，于是傻乎乎地叫他“马班长”，弄得全班笑疼了肚子。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给他冠名“马王”，其实是因为他雄性荷尔蒙分泌过旺，经常“跑马”。 我不知道“跑马”是不是部队才有的“专业术语”。
反正在此之前的大学生活中，我从不知道这个富有诗意的动宾结构短语竟然还蕴含着这么一层隐晦的意思——梦遗。 初二的时候，生理卫生老师告诉我们，梦遗属于正常现象，是由于对异性的渴望造成的生理反应，等长大了恋爱结婚了就自然会消失。
的确，进入大学时代，性的解禁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性知识的学习超越了专业、年级和性别，成了唯一没有学分却让大学生趋之若鹜、学无止境的科目。大二结束前，超过半数的男生和将近七成的女生已经体味了性的欢愉，个别女生甚至“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蕴含在这种快乐中的经济价值。
校外的招待所一到周末必定爆满，校内的下水道经常被成把的马来西亚橡胶堵住，而岳麓山间的树丛里，亲近自然的情侣则把一丛丛灌木和草地碾平。抛开情感因素不谈，性是成年人正常的生理需求，就跟吃饭和排泄一样。有恋爱对象的，可以以爱情的名义借对方的身体满足自己，像易子梦那样单身的，便借助AdultVideo把自己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的过剩荷尔蒙消耗掉。
有人说在部队，雄性荷尔蒙都用来长胡子了，肾上腺素都用来发脾气了。“跑马”是部队对性最底线的包容。在这个近乎单性的环境里，性的诉求是被禁止并且遭人唾弃的。没有人在宿舍里堂而皇之谈论性，更遑论像易子梦喜好的那般对着电脑看AV“打手枪”了。
因此“跑马”似乎是唯一的宣泄途径。 而所谓“马哥”，不过是比别人多一些荷尔蒙分泌而已。他的白床单上，不时被他弄出一幅日本地图，其中“东京”位置还被他做了重点标记，不久之后，“韩国”“朝鲜”相继出现，紧接着“新加坡”“菲律宾”等岛国越来越多，最后，在“澳大利亚”全境版图构筑起来之前，在伍班副的强烈谴责和六班全体同志的严重抗议下，“马哥”终于把床单泡进了“84”消毒液中。
伍班副大约是班里唯一没有小名的，没有小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无论是长相、气度还是性格、特长都毫无新意，他就像从一条成熟完整的工艺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标准合格，却并无特色；二是他为人古板、不苟言笑，整天拉着一张“青铜雕塑脸”，让他乐呵一下大概需要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阵势。
“老兵连”其实是区别于“新兵连”的称谓，我们习惯称呼现处的环境为“连队”，而这又是对应于机关的——那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地方，就如同我们这个围墙里圈起来的小王国的“中南海”。机关门口有高大威猛的哨兵，见了干部“啪——”地敬一个军礼，见了战士眼皮都不抬。
进门要录入指纹，得到那个骨灰盒大小的仪器里传出一句没有温度的女声“××，通过验证”后，你才能迈进那威武、庄严、肃穆却显得多少有些不近人情的大厅。 扯远了，说说我们的连队。二连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来自指导员“语录”），“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主要存在于每周四的政治教育课上，白白胖胖如同一团年糕的指导员对这些故事如数家珍，譬如在大西北创业时期条件是如何艰苦；譬如抗美援越时期我们的前辈是多么顽强；譬如1998年抗洪的时候部队是多么英勇…
…听得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巴不得马上来一场世界大战，然后我们刺刀见红，用鲜血续写连队的辉煌。当然，也有诸多指导员回避和忽略的地方，却在一茬茬官兵中口口相传，充满了传奇色彩。譬如前几年一个老兵搞大了外面南杂店老板女儿的肚子，人家天天拎着农药瓶子跑到部队门口闹腾，搞得首长们心浮气躁把那个老兵除了名。
尽管这属于“野史”，不能载入连队光辉的史册，但教训是深刻的，指导员指导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普洱连长则警告我们“不但要管好自己的嘴巴，还要管好自己的****”。 像解放军所有连队一样，二连实行“连长加指导员”双领导制。
从制度上来看，这是为了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思想和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更深层次的内涵来看——我认为，这正是符合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阴阳调和，相生相克，”通过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来达到内部的“和谐统一”（太极图上的两个小蝌蚪不正是咬着对方的尾巴吗）。
事实上，也像许多连队和实行双领导制的单位一样，军政主官要达到和谐统一实在是很难。想想人家自由恋爱的夫妻，结了婚还有那么多搞****的包小三的离婚的上吊的，何况这种类似于“拉郎配”的干部选派？作为一个干部，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岗位或搭档，你能选择的只有工作方法：要么学会跟搭档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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