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拍胸前的口袋，“有阵子了，你这口袋里一分钱没落下。过去可不这样。你这马大哈，哪次洗衣服之前我不掏出三五百的零花钱。” 我细想了一下，一点没错。我也想起来，已经两个月没给母亲生活费了。这依然不能阻止我嘴硬，“最近改用钱包了嘛。
” 电视台的哥儿们电话打来了。一听见《步步高》的铃声，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手机里传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兄弟，我知道你的心理素质过硬。” “有喜事，就现在说；报忧，还是晚上吧，免得我一高兴夜里睡不着。
” “还是现在说吧，说晚了怕你损失更大。” 我清晰地感到趴在脑门上的头发站起来了。为了避开坐在藤椅里看报纸的父亲，我走到阳台上。 “没办法，领导没兴趣了。” “原因？” “没信心了。觉得大运河申遗成功可能性基本为零。
据说台里的大领导也是这个意思。一是大运河济宁以南还在运行，活得好好的，跟遗产扯不上关系；二是他们出差看了德州和沧州一线的运河，都成了臭水沟，有的地方连河床都找不到。消失的东西，‘遗’在哪里？所以，不成立。
” “还在使用的那部分是‘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啊。有点文化行吗？当初立项时说得明明白白，每个字都是透亮的啊。臭水沟咱们可以整治，个别地方的河床只是看不见了，又不是飞了，挖几锹是可以找到的。” “别跟我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头大。
我也就传个话。就算你能要来后续资金，估计也就是个人情钱。当然，人情钱也是钱嘛。兄弟，只能祝你好运了。再见。” 挂了电话，我抡起手机转了一个大回环，还是塞进裤兜里。真想把它摔到领导脸上。屋漏偏逢连阴雨，说的就是我这个操蛋的上午。
我进书房坐下来，把一张A4打印纸折成四半撕开。在两张纸上分别写上“继续”和“终止”，团成阄，放进毛竹做的空笔筒里。晃两下，停下来，我找来第三张纸片，又写了个“继续”，窝成一团投进笔筒。准备将笔筒倒扣在书桌上时，还不放心，在第四张纸片上也写了“继续”，团好了放进笔筒。
我摇啊摇，晃啊晃，倒扣在桌面上时我对着电脑旁的一摞大运河资料说： “兄弟我尽力了。” 我拿开笔筒，闭上眼在四个纸团中捏起一个。打开：“继续”。这个纸团留在笔筒里，其他的扔掉，我把钢笔、铅笔、毛笔、圆珠笔重新插进笔筒。
听你的。然后从书橱里找出存了十年的那瓶茅台，拎到饭桌上。 父亲在收拾饭桌，瞥我一眼，“黄历改了？” “望和历。”我纠正他。 “嗯，望和历。改了？” 我的工作室叫“望和影视工作室”。小朋友们为了扩大宣传，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望和历”。
元旦前做好下一年的日历，某年某月某日，阴历是哪天，该日适合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历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大事。有纸质版，也有电子版，便于网上发布。我带回一份纸质版，母亲挂到门后头，每天出门前老两口都要盯着看一看。
今天上头写的是：宜出行；忌酒，忌决策。我搞不清每一天的“宜”与“忌”的根据何在，也懒得问，年轻人总是有办法。 “我有个重大决定，得庆祝一下。” “真改了。”父亲说，从老花镜后往厨房看，“待会儿我征求一下你妈意见，看这酒能喝不能喝。
” 老太太向来喜欢把重大决定往好事上想，还是用茅台庆祝的，肯定是大事。她走到门后，把最上面的那张“望和历”扯下来，说：“今天已经过去了。” 我跟父亲放开来喝，一瓶茅台见底了；为了最后的半杯酒，还把瓶口卸了，取出了那两颗玻璃珠。
母亲也象征性地列席了一下，喝了一杯三钱的。那顿饭吃完了也到了下午，我反穿着一双鞋摇摇晃晃来到工作室。 八个年轻人，八张蓬勃向上的年轻的脸。我说：“现在新的资金即将注入，对《大河谭》接下来的编辑策划，有没有信心？
” “有——” 他们把声音拉得跟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一样长。他们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人到四十，我经常觉得力量并非来自深思熟虑，而是源于激情。激情没了，想得再明白都白搭。手托腮帮一不小心就会耗掉一辈子。
“你们有，望和工作室就有，《大河谭》就有。说说，你们又有什么新发现、好点子？” 分管美工的小钟说，她在网上搜到两年前的一个摄影展，主题是“时间与河流”，照片拍得非常好。小钟毕业于中央美院，学的就是摄影，眼光极高，她说好，必是不一般的好。
她把笔记本接上投影仪，将下载的照片以幻灯的方式打开。像素和光线在白墙上打了不少折扣，大家依然觉得美不胜收。尤其是照片中强烈的故事性，已有小朋友击节叹赏：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没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的就是细节和故事，这些照片已经提前给我们准备好了。
哪怕只是人物的面部特写，你也会觉得那个人的表情里藏着很多故事，如果开口，讲上三五个钟头没问题。更多的照片是生活瞬间的定格，有天地、风物和人。所有景物在摄影家的镜头里都不是死的，而是处于运动中的某个环节，看得见它的承前启后。
有一组船上人家的婚礼照片，每一张都堪称绝妙。我问小钟，是不是摆拍？小钟说，据摄影展的作者自序，所有照片都是随机抓拍。根据资料介绍，她也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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