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我用胳膊肘撑住地面，整个身体向小水兵身边挪，挪到合适的位置，我把胳膊抬起来，让小水兵沾满尘土、硝烟和血污的脑袋正好置于我的胳肢窝下。然后我号啕大哭。那个时候，除了哭，我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做。
伤病员被转移到了平底船上。我的小腿做了手术，子弹和碎骨头渣取出来了，消毒、上药、上夹板，服药，什么事都干不了，只能重读《马可·波罗游记》。医生说，鉴于骨头碎裂严重，保住这条腿问题不大，但别想着以后跟正常人一样，大地对你来说将是起伏不定的。
我说，我要变成个瘸子？医生肯定地说，瘸子。又补了一句，想想那些命都没了的年轻人，你应该为变成一个瘸子感到幸福。也就是说，我这辈子的最高理想，也就是个幸福的瘸子。我对他笑了一下。 陆陆续续传来前线的消息。
英军运来两尊名为“列低炮”的可怕大炮，一炮打响，一百码内，闻到味儿的人当场毙命。这种毒气炮在非洲的战场上曾用过一次，为万国公法所不许，但还是又用了。大卫来看我，证实了这一点。 天津城破三个小时后，他们去街巷里巡察，看见不少中国士兵抱着枪，倚墙而立，对他们怒目相向，拿刺刀捅一捅，直直地倒地，这些中毒的中国人已经气绝多时。
租界受到中国人的破坏，战后的天津城遭到更疯狂的报复，到处是枪眼和炮痕，死人无数，大街上中国平民的尸体无人收殓，只有苍蝇和猪狗每天来翻捡。联军清洗了天津城里留守的所有商行、当铺和大户人家，连官署也被抢劫一空。
过去诸般繁花盛景、高堂华屋，都成了废墟瓦砾，狼藉满地。 时近月底，大卫又来看我，我们的医院也换了地方，从船上移到白河岸边。他说最近要开拔去北京了，就等着联军指挥官的人选定下来；各个国家都在争，谈判桌上打得比战场上还热闹。
长官嘱咐，出发之前有信的赶紧寄，下一封家书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写。大卫问我要不要也来一封，他帮我寄。我想了想，说好。 八月四日，大卫随同联军部队沿白河北上京城，出发前来医院取信。我把信折好，夹在《马可·波罗游记》里。
书送给大卫，放下枪时他可以读一读。在这样一个国家，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闯入者，这应该是本必读书。那你呢？大卫问。我几乎能把它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们俩约定，如果还活着，就继续把便条放在河口沙洲上的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如果谁不在了，另一个人就帮他给家里写一封信。
在我给父母和哥哥的信中，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成了一个瘸子，但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还要继续杀人；而我厌倦了这种生活，它不比死更让我留恋。如果哪一天我从这世上消失了，不必难过，也请见谅。云云。 大卫把我从病床上扶下来，我们在床边拥抱、告别。
左腿已经好了很多，我可以每天拄着拐在附近走动；皮外伤口早就愈合，等骨头长得差不多就可以彻底拆掉夹板。我架着双拐向远去的大卫挥手。我对大卫挥了很长时间的手，我担心只有这一次对他挥手的机会了。 大卫·布朗去了北京。
第二天我睡足一整天，到晚上，像斗牛一样精神抖擞，我瞒着医生离开了战地医院。我知道路怎么走，我也知道如何不被人发现。在一个灌木丛里，换上提前备好的中国人的衣服，给自己接上一根假辫子。我清楚自己的长相存疑，也明白辫子接得很不成功，所以戴上斗笠，压低了帽檐。
然后学中国人，打一个包袱斜背到身上。包袱里装了两件干净衣裳、简单护理伤口的医药用品、几块轻易不会变质的中国面饼、一个军用水壶、手头所有的散金碎银、一把防身的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还有一把军用匕首，掖在后腰里。
衣服等行头是从中国人那里买来的，花了很少的钱。他们更愿意白送，只要不要他们的命。在他们眼里，即使一个拄着双拐的洋人，也跟凶神恶煞一样可怕。中国人的裤子裆部肥大，走起路来呼呼生风，等于给隐秘处自备了一个风扇。
我拄着双拐，一路蹦蹦跳跳，摸黑往白河方向走。 太阳刚出来，清早六点钟左右，离河边还有一段距离，横穿荒野的土路上竟然出现了一个赶着五只山羊的人，我赶紧躲到路边的灌木后头。半英里外有一片树林，等牧羊人走远，我穿过野地躲进了树林里。
白天行路不便，两个腋窝撑了一夜的拐，酸胀肿痛，感觉像两块没发酵好的中国馒头。我在树林里断断续续睡了一天，吃了两块面饼，喝了一壶水，到傍晚，觉得精神和力气重新回到了身体里，拄上拐继续往河边走。到河边一个村庄时，天完全黑透。
村庄低矮破败，几十户人家零散地伏卧在黑夜里。没有灯光，听不见人声，只有梦游般的几声狗叫，薄薄地浮在黑暗的表面。这个村庄我和大卫经过几次，每家的小码头在哪儿，哪一家的船看上去最结实，我一清二楚。我从村头的那口井里打上一桶水，先喝个饱，再装满一壶带上，然后直奔船头刻了一个“孟”字那条船。
谢天谢地，船篙和两只船桨竟然都在。我在孟家简陋的小码头上放了一些钱，应该足够他们置办一条比这个更好的船，找块半截砖头压在上面，解了缆绳逆流往北划。 白河的水势我基本了解，遇到激流险滩我尽量贴边走，把速度放慢。
累了就找合适的地方靠岸休息；迎面来了夜航船，我主动避开；身后的船如果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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