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的院子，看见如玉。我们俩把六瓶啤酒全喝了。酒精上了头，脑袋里有个小人在转圈。大卫酒量比我好不到哪里，我们俩头顶头枕着我的行李袋，躺在铁轨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不知道谁先滑进了梦乡。 乱糟糟上车的声音我们竟然都没听见，有人在耳边吹响尖锐的哨声才把我们惊醒。
一个英国长官嘴里叼着哨子，满脸坏笑地看着我们。他旁边站着一个等级更高的军官，双手背在身后，两嘴角往下扯，眼光冷飕飕的，擦得乌黑油亮的长筒军靴让他显得更加威武高大。大卫噌地爬起来，双脚并拢行了个军礼，说，中将好！
中将？我还有点迷糊，这么大的官？我只听说整个联军的统帅是个英国中将，西摩尔中将。我问大卫，西摩尔？大卫对我咧咧嘴。我的酒立马全醒了，从地上跳起来，也给西摩尔敬礼。报告中将！我说。报告什么？西摩尔的肩膀放松下来，膝盖抖了两下。
真没有什么好报告的；我说，报告中将，我要归队了。哪个队的？意大利。 大卫拽着我就往他们的第一列火车走。吹哨子长官说，意大利在后面。大卫说，反正是打仗，在哪辆车上都得打。西摩尔中将用鼻子笑了两声，也是，该活死不了，该死活不了，上车吧。
吹哨子的长官说，中将，不妥吧？打仗还分什么你我？都是老子的兵。西摩尔中将说，一会儿见了意大利，跟他们说一声。去过英国吗？我说去过。那就是咱们的人；记住，整个世界都是日不落帝国的，这里，西摩尔中将用腰刀点点地，包括这里。
我就跟着大卫登上了第一列火车。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如玉经常会问我，如果没有那几瓶啤酒，如果没有遇到西摩尔中将，如果没跟大卫混在一块儿，而是回到我该坐的第四列火车，我经历的是否就会是另外一场战争？我的一生是否就会变成别一番样子？
不会，我跟她说，除非我战死沙场，一息尚存，我还会去找她；不管多憋屈，我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生活。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战争、杀戮和抢劫，我知道生命有多卑微和偶然，所以也知道爱有多珍贵，相守有多不容易。 开始我真把战争想得太儿戏，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开赴了战场。
我混在英军、美军和奥地利大兵中间，火车司机是个中国人，他知道我们这群荷枪实弹的外国人要干什么，他就磨洋工，一会儿这地方有问题，一会儿那里出了毛病。他的助手甚至一点点把煤给扔掉，把水给放掉；煤和水没了，火车就得停下来。
我们就派人坐在煤水车上监视中国司机。路上我们见到了义和团，他们往枕木上浇油然后放火点燃，有的地方枕木已被烧焦，不少地方正冒烟。我们举枪示意，及时把他们赶走。上头传下话，不到万不得已别开枪，我们的任务是尽快赶到北京。
半路上还遇到中国军队营地，清军抱着枪在哨位上睡着了，只有火车经过时才能把他们吵醒。留着八字胡须、胖胖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骑着高头大马，带一干人马，在四千多人的军营中巡视。差不多一个月后，我在八里台又见到一次聂提督。
那天我们转回头攻打天津，联军和清军在八里台决战。那叫一个惨烈，想一下我心都哆嗦。 八里台前有一座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亲自督战，聂家军无人敢退。旷日持久地激战，我们都快累垮了，不过好在不断有生力军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
聂士成没那么好运气，他的人越打越少。但他率部坚守不退，战马换了四匹，他的两条腿也被枪弹击中，根本站不起来。有一块弹片划破聂提督的肚子，肠子流出来，他塞回去，继续鼓舞和指挥士兵作战。后来，我们的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一块弹片从聂提督嘴里打进，从后脑勺飞出来；另一块弹片射穿他前胸，还有一块直接插进了太阳穴。
他从马上栽下来，享年六十五岁。 他是我们的敌人，但必须承认，他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战士。那天战火平息，我们一群敬佩他的人为他脱帽致哀。 六月十日晚上，大约七点，在落垡车站不远，我们的火车停下来，前面的铁路桥被义和团炸坏了。
车上带的一百名中国苦力和修复铁路的材料派上了用场。苦力们干活，我们在铁路边晚餐、露营。吃面包，还有一点咸肉。没有帐篷，我和大卫把防水单子铺在地上，裹上毯子挤在一起躺下。白天热得要死，夜晚冰凉如水。月光照在那一片大野地上，三列长长的火车被各国露营的士兵们围在中间，有人翻身，有人说梦话，有人打嗝放屁，有人迷迷糊糊爬起来，在离睡觉两步远的地方撒起尿，还有人睡不着，睁大眼看周围和夜空，比如我，我看见中国的月亮旁边有很多中国的星星。
装载有意大利士兵的第四列火车还没到。 凌晨四点，起床哨响，空气里有股被露水遮掩的干草气，天看着没有昨天夜里大。咖啡的香味从远处军官们用餐的地方飘过来，我和大卫各咽了一口唾沫。 七点钟开始上路，走走停停，因为需要修复铁路线。
中国的苦力都是干活的能手，在民用工程师的指导下，效率很高。当然这也是因为义和团通常只破坏一条铁轨，另一条铁轨的材料可以拿来修复毁掉的那条。 车到落垡之前，最惊悚的是看见一堆尸体，支离破碎地散落在一个烧毁的候车棚附近。
查看的士兵回来报，是四个中国铁路官员，可能因为试图阻止破坏铁路，被义和团肢解了，有个人的心还被挖了出来。查看的士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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