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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遇害、前太子迁往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正好550年。关于春秋和战国时代的区分点有各种说法，不过，不管是哪一种，都认为春秋和战国的争斗性质是不一样的。
可以说春秋是霸主的时代，战国则是篡夺的时代。在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接连登场。所谓霸主，指的是诸侯会盟的盟主，而争霸就是争夺诸侯会议议长的宝座。
东迁后的周王室衰落得几乎没有任何力量，但是也没人想取代周天子。而为了拥天子以发号令，诸侯们竞相争夺盟主的地位。
霸主的愿望是成为诸侯的盟主，带领各路诸侯，入朝拜见周天子。晋文公被承认是霸主后，怕有人不服，就召唤周天子（襄王）到属于自己势力范围的河阳（黄河以北）。周王室被人呼来喝去的，可以说颜面扫地。孔子编纂《春秋》的时候，把这件事说成是
——天王狩于河阳。
在重视礼乐秩序的孔子看来，诸侯召唤王上简直无可想象，但却发生在现实中。孔子深思熟虑地遣词造句，就有了上面的提法。在后世学者中，也有人把这种写法定义为批评晋文公的“春秋笔法”。
召唤天子是非常没有礼貌的，不过，晋文公并没有取代天子的野心。
周开创封建制度，正如前章所述，是为了建立“周王室的屏藩”。如果周王室遇到危机，诸侯就立即赶来救援。而且，如果有外部势力进攻周王室，诸侯有义务在半途阻击。鉴于此，周把同族和功臣封到各地。不过，即便有再多的亲戚和功臣，过了两三百年后，他们和周王室之间亲密程度的下降是不言自明的。远在他方、多少代都未曾谋面的亲戚已经不算是自己真正的亲戚了。
不过，尽管这只是个长期处于贫困状况、名义上的周王室，西周东周合起来也持续了八百年而没有被篡夺，所以不得不说封建制度是成功的。
屏藩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缓和，而为了成为霸主，他们相互竞争，在各自的领地上推进开发。在辽宁省喀左县出土的大量西周前期的青铜器还在日本做过展览。青铜器上面有五字铭文，提示是为燕侯所作。这反映出在西周初期，召公的封地燕的势力范围就已达到了这个地区。1954年在江苏省镇江市的烟墩山上发现了三座古墓，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器。其中一件有一百二十多字的铭文，据此得知这是西周康王时代的器物，除了用来纪念封侯，同时也是为父而作的祭器。这些证据表明西周初期，周王室的势力影响到了长江流域。
周是个出乎意料的广域政权，而像殷那样的神权性质的独裁政权，要统治如此大的地域则是极为困难的。在统治辽阔地域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封建制是卓有成效的。
被封在边境的诸侯们持续开发自己的腹地，从而变得富强。例如，太公望被封于齐，拥有现在的整个山东半岛。周公虽然既是武王的同母弟又是他左膀右臂，但他的封地鲁却夹在齐和宋中间，没多少开发的空间，所以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小国。
后来统一天下的秦是个新来的诸侯。宗周被犬戎蹂躏、平王迁往洛阳之际，秦被给予岐山以西荒废的土地。就这样，秦襄公得周之助，开始有了爵位和领地。对平王而言，不只是赠与已放弃的土地，也是为了奖赏秦派兵护送平王东迁的功绩。
春秋各国中第一个以王自称的是楚。齐、晋等大国的首领只称公，而楚擅自称王。楚的势力范围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可以想见楚本来就和周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一般认为当时这片地方还是未开化的。《史记·楚世家》中也特意用“楚蛮”突出了一个“蛮”字。楚的首领熊渠曾公然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还让三个儿子称王。他放言说我就是蛮夷，所以跟你中央的惯例、称号什么的都无关，称王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在西周厉王的时候，楚停用了王号。厉王施行高压的“富强”政策导致天下大乱，前文已述。厉王是个独断专行的人物，楚为了避免他一怒之下发兵来伐，所以去掉了王号，也是怕这落为讨伐的口实。不过，周桓王十六年（前704），楚首领熊通再度称王。这正是楚武王。综观整个春秋时代，虽然有楚的前例，但除了晚期崛起的吴越外，其他诸侯没有一个称王的。吴越也是蛮地的首领，可以自顾称王。到了战国时代，诸侯则接连称王。这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不同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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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战国的这段时期，也是由青铜器到铁器的转换期。比青铜更硬而且价廉，还能大量生产的铁的制造方法被开发出来了。
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草原上的骑马民族因为有了铁器，所以能够统治仍处于青铜器时代阶段的周边其他民族。也有说法认为，斯基泰等骑马民族从西方向中国传播了造铁方法。如果是草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中国的铁文化就应该从北方开始才对，然而中国造铁的发达地区却在吴、越、楚等南方。此外，原始的造铁使用锤锻的锻铁法，但是中国造铁一开始就是使用铸型的铸铁法。原始造铁在时期上虽早，但并没有传入中国，很可能是中国在晚些时候开发出了其他造铁法。只不过铸铁法所造的铁，虽然硬度很高，但却有过脆的缺点，所以导致中国的铁一开始就用于制造农具而不是武器。
不言而喻，铁的出现给生产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耕作和水利工程上，铁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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