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郑声”都成了淫词艳曲的代名词。因缺乏努力，郑慢慢地变成了小国，到了子产的年代，已被困在大国之间，必须操心于生死存亡大计了。子产不得不做伏尔甘（Vulcan）式的政治家。
子产制造了“刑鼎”，把刑法条文铸到鼎上。不止是郑，这个时代的各国都没有成文的法令，全是根据惯例来断案的。把这些惯例变为成文并铸于鼎上的做法，是用来明示条文的不可更改性的。
至于刑鼎的目的，应该是要打压贵族的专横。若要使郑富强，就必须发展产业。郑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不怎么工作，是因为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总是被地主或领主等贵族巧取豪夺。人民没有勤劳的动力，就不能指望国家能够富强。为此制定的成文法，正是要限制贵族的权力，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也有人从德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刑鼎的铸造。晋有个叫叔向的人发来信件表示抗议，说如果有了法律，人们就会以此为保护伞，也会千方百计钻法律的空子，只要不触及法律就可以不用惧怕长上，如此等等，罗列了很多后果。
可见制刑鼎的子产是个法治主义者，但也不完全是这样。郑的国都发生火灾，定公欲祭祷消灾，子产对此表示反对，说
——不如修德。
这条忠告说，与其祭祷向上天乞求，不如考虑以人为本的修德。
虽然被德治主义的叔向批评，但子产自身也是一名德治主义者。然而子产与叔向相比，更是一名现实主义者。《史记·郑世家》说孔子会见了子产，并以兄事之，这应是司马迁的笔误。孔子第一次出鲁是他年满34岁（前517）的事，而郑国子产在五年前就已死去。不过，子产的以人为本、现实主义、德治主义得到孔子的共鸣和私淑，这一定是事实。
和子产并称、同样给孔子影响的还有齐国的晏婴。晏婴的出身比子产更低。据说他的祖先因在和莱夷的战争中立了功，而获得了食邑（领地）。不过社会地位并非相当于世袭贵族的卿大夫，而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既不是庶民，也不是贵族。
当时齐国有个权臣崔杼杀了君主庄公。其实庄公是因为和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的家丁们杀死的。崔杼的家丁虽然也相当于是崔杼的主君庄公的陪臣，但对庄公没有君主的观念。他们说：“我们只是奉主公崔杼之命前来捉拿淫乱之徒的。”听到庄公死讯的晏婴赶来后，留下几句话
——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这里有社稷贵于君主的思想，孔子进一步深化了晏婴的思想，在社稷之前加上了“天下”。春秋晚期还有十几个大国。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也是晏婴的理想，寻求路线的落实，并不拘泥于自己的故国，于是出鲁巡历各国。
5
庄公被杀时，齐的太史（记录官）写道
——崔杼弑其君。
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弟弟还写同样的内容，又被崔杼杀了。然而太史最小的弟弟仍然坚持，所以崔杼只得彻底放弃了。《春秋·左氏传》说
——南史氏（地方的记录官），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地方的记录官当听到中央的记录官因记录事实而尽数遇害时，就准备进京接班。当然他已抱有赴死的决心了。这个片段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人对于历史记录的执著，也反映出记录历史的专业集体业已存在。
崔杼的臣下劝他把硬骨头晏婴杀掉，崔杼说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意思是晏婴有民望，杀了他就得不到民心。据近代中国的史学家范文澜（1893—1909）考证，齐在吞并了莱夷的土地后，在渔业和盐业上大获其利。此外，最初用来指代铁的是“銕”字，一般认为这也是莱夷的地方产业。而在讨伐莱夷中立有功绩的晏氏先祖获得了监管这些地方产业的职位。如果是这样，晏氏一族就可能掌握了渔业、盐业、造铁等团体。崔杼所说的“民”，可以具体解释为晏氏一族产业下的从业民。
人们开始察觉到集团的力量。此前的集体是村落等生活性质的，后来产生的集体有了职业性质。像史官们也有了自己的集体组织，这从崔杼的小故事里就可以看到。因为晏婴是大规模产业集团的首领，所以，甚至是敢杀君主的崔杼也不敢动他。
提到职业集体化，我想说的是，孔子也带领了这样一个团体。孔子的出身，按当时的观念，是比晏婴还要低很多的低层。《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记有
——孔子贫且贱。
著者史学家司马迁所处的汉代，儒教已成为国教。《史记》中天下之主为“本纪”，诸侯为“世家”，其他人为“列传”。既不是皇帝又不是诸侯的孔子，理应被列入“列传”才对，然而司马迁特别地设立《孔子世家》，这是崇高敬意的表达。然而他对孔子的出身又绝无任何粉饰的举动，这是继承了赌命书写崔杼弑君的齐国史官的传统。
孔子幼时丧父，母亲没有告诉他墓在何处。母亲死后，他总算是从曾参加过葬礼的车夫母亲那里打听到了父亲的墓处，这才合葬了父母。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是合法的夫妻。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如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述，孔子幼时玩过家家的时候就摆列俎豆等祭品，模仿葬礼和祭礼。白川静氏（1910—2006）推测孔子的母亲可能属于巫一类。
冠、婚、葬、祭的礼仪对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一生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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