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所以人们希望能够根据专家的指导来实施。礼仪中一定要有音乐的伴奏。孔子异乎寻常地重视礼乐，深信可以借此保持人类社会的秩序。不妨视他为礼乐这一职业团体的掌门人。而要指导礼乐，不会读书写字是不行的。出身贫贱的孔子之所以能读会写，是因从事礼乐的职业而习得的。他也是一边教门人读写，一边自己开始学习。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成为区区一名礼乐的职业者，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孔子把鲁国国祖周公的追求当作是自己的理想。周公把殷那样夸张的神人杂居的世界分割成天上和人间，把世间变为人类的世间。《尚书》中就记载了周公的理想，周代的礼乐也被认为是周公所定。
鲁国现状距离周公的理想相当遥远。周公的“礼”指的是秩序，而在鲁国，君主之力衰弱，同族的三桓氏——季孙、叔孙、孟孙——垄断了政治。三桓最有实力的季孙氏则是臣下阳虎掌握了实权，这种下克上的现实与周公之礼不合。孔子为君主权力的回归和周公理想的实现，参与了实际的政治。然而却失败了，他不得不离开鲁国。
如前所述，孔子意识到社稷之上还有天下。周公的理想不应局限于鲁。孔子的愿望是通过更强大的晋或楚实施他的理想，把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天下。所以，被鲁驱逐对他来说不算是伤筋动骨的挫折。十四年间他在各地流浪，游说诸侯。而当时政治形势很复杂，他甚至在陈、蔡等地差点遇害。
于是，孔子放弃了业已失败的政治活动，回到了故乡鲁国，倾力于弟子的教育和整理编纂《尚书》、《诗经》等工作。他的语录《论语》是由弟子们收集整理的，这本著作揭示了他理念的中心是“仁”。在解释“仁”的时候，虽然弟子们说法各异，但这是人文主义。怎样以人的身份存在，这是儒家研究的问题。
如果以“仁”为中心来考量一个人，诸侯和实际当权者中会有不仁，无名庶人中也会有仁。可能跟自己的出身有关系，孔子视人不以贫富贵贱为差别，他认为仁和不仁才是为人的衡量标准。政治要由近仁之人主导，正是孔子的观点，但这和他所说的秩序却是相矛盾的。他反对三桓的专横，尝试恢复君主权力就是以礼——即秩序为理念的，而不是以“仁”为标准。不过，君主的权力恢复后，政治应由近仁之人来辅佐，这符合孔子的政治思想。近仁之人要施行政治，就必须得到君主的信任，而并非源自血缘关系的信赖感，也是“仁”本身，是对帝王、诸侯最大的要求。
儒的“礼乐”和“仁”之间有对不上的部分，其中有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对立，也有复古和进取的深刻矛盾。围绕着这些，孔子的思想逐渐伸张成为一个很大的体系。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中国是思想的主流，但在孔子的时代中则绝对不是。从春秋直到战国，人类思考的力量持续井喷，可以说孔子的“儒”是其中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