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电报的时候（2月7日），旗舰“定远”号已经沉没了。
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现在肆无忌惮地谈开了：过去说这些话是要被杀头的。
“这下子可好了，让满洲八旗兵来收拾败局吧！”
“让战争见鬼去吧！说是保卫国家，到底在哪里有咱们该保卫的国家？”
“皇上什么时候御驾亲征？”
“早就亲征了！不过，可不是面向敌人，而是朝西，跑得可快啦！”
“连皇上都这样，这仗能打胜吗？”
“最好把八旗兵开来，让咱们也瞧瞧他们的本事。”
“这里是旗人的国家，和咱们有啥关系！”
败兵们无所顾忌，特别是海军士兵，牢骚多，激昂愤慨。
这时候，钦差大臣刘坤一好不容易来到山海关附近。归他指挥的官兵有一百余营，四万多人。他准备用这些军队攻打被日军占据的海城。
“这是些什么军队？根本不听调度！”
总帅刘坤一只有叹息而已。可想而知，这些军队有多么混乱！把这些不同系统的部队凑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时间。
刘坤一被从南京叫到北京，奉命马上出征山海关，但他拖延了出发时间。他是主战论者。有人说，当时和平论者正在抬头，为了打击他们，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是拨给他的官兵非常差，装备又不好，使他不知所措了。他苦心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部队，但是，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不管翁同龢怎么劝他，他都不想挂帅。
“这样的军队，我若轻易应承下来，将来要吃不消的！”
直到一月十九日，他才勉强动身。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五百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参内之前，发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受命之后已过去一周多。
次日，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决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西太后因病没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
李鸿章遇刺
在李鸿章出国参加媾和会议之前，清军又失掉牛庄和田庄台。牛庄由素以保持曾国藩传统而自豪的魏光焘、李光久等大将率领的湘军把守。日军的第三、第五师团猛烈攻击，于3月4日陷落。
湖南巡抚吴大澂当时在田庄台，牛庄一丢，便趁夜逃往石山站去了。
3月7日营口失陷。
3月9日田庄台失陷。
吴大澂是金石家，但他不满足于文官、学者的名声，居然想当将军，威震四海。
他要亲自率兵同日军对阵作战，终于得到旨准。他的志愿应当说是豪壮的，然而，战争可不像研究古代文字那么随心所欲。
吴大澂在山海关向日军发出劝降书。因为是文人，劝降书写得相当高明。可能他长年累月地凝视古代文字，眼睛昏花，以致看不清现实了吧。
他之所以志愿从军，原来是因为他得到了一颗“度辽将军”的汉印。
度辽将军是西汉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设置的官职。它不像骠骑将军或车骑将军那样，属于常设的将军职，而是一种临时封赏的将军称号，如西汉的路博德和东汉的马援被封为“伏波将军”。他们二人曾跨海远征南越和交趾（北越），所以选了“伏波”这么个名号封赏。至于“度辽”，则是渡过辽河，征讨乌桓之意。元凤三年范明友曾获得此封号。到了东汉，变为与地名无关的专事征讨匈奴的将军名，永平八年（65年）吴棠被封为此职。
吴大澂是古代印章收藏家。苏州人徐翰卿把这颗印送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是万里封侯的前兆”。
这时，正好同日本开战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留名青史的绝好机会”。
不限于中国，各国都有些研究国学，被该国传统深深吸引的学者。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极其狂热的言论和行动。吴大澂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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