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投笔从戎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介笔墨文人。十五年前，他担任过吉林防务监军之职，也直接参与过建设兵工厂、修筑炮台、训练军队。他对这段经历过于自信了。
他在劝降书中说：“日军三战三败之后，本大臣犹有七纵七擒之计。”
不愧是国学家，引用了《国语》中“三战三北”和《三国志》中“七纵七擒”的典故。他的意思可能是要同日军战斗到底，但说法未免太狂妄、太陈腐了。中国人也把这篇劝降书作为笑料。
在现实中，彻底吃败仗的是吴大澂。
当过驻日使馆参赞、为日本人所熟知的诗人黄遵宪，愤慨于吴大澂的败走，写了一首长诗《度辽将军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
据说，这颗古印是当时住在上海的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伪造的。
牛庄、营口、田庄台失陷后，战局暂告一段落。下一个战役将是从山海关指向北京，不过，那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各战线暂时都呈现出胶着、休战状态。
李鸿章在媾和谈判之前提出了“休战”的要求。惧怕列强干涉，希望尽快收场的陆奥认为，这不过是追认现状罢了，不如爽快地应承，做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但是，休战必须尊重军部的意向。由于连战告捷，军部一定会坚决反对休战。为使军部能够接受，就得给它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3月21日，第二次会谈中，伊藤博文提出休战条件：
一、把大沽、天津、山海关让与日军。
二、该地清军解除武装，交出军需品。
三、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交日军控制。
四、停战中军费由中方负担。
这些条件无疑是在首都北京的咽喉处插上一把匕首。日本军部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由于兵力和战费不足，至今还无法实现。不流一滴血便得偿夙愿，军部当然会满意，不会有任何异议。
使日本军部满意的条件，对于清廷来说，就是极其苛刻的条件。
李鸿章满以为依据现状附加上一条休战条款就行了，不禁被这个苛刻的条件弄得瞠目结舌。
“太苛刻了，过于苛刻……超出想象的苛刻方案……”
看了摊在桌上的日方条件译文，李鸿章嘴唇颤动，他的身躯突然变小了。在当时的中国人中，他属于高身材，有一米七几。他能当上淮军领袖，恐怕也沾了高大的光。比起其貌不扬的曾国藩来，他在体格方面是占了便宜。
李鸿章声调也变了，比以往低沉得多，说道：
“这次战争，缘起于朝鲜问题，日军把朝鲜全土夺到手中，又进兵我国领土之内，如真正希望永久和平，日本不但要考虑自己的立场，还应当考虑中国的名誉，天津、大沽、山海关是我国国都的门户。我认为这个方案太过分了。日军在战局上握有主动权，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一点，我们也明白，但是，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则恐怕日本得和平之空名，也将有失掉实利之虞。”
伊藤答道：
“我倒不认为这些条件超过了限度。天津等处的占领，只作为一时的担保，我们并不想破坏城镇。”
“我们的目的是媾和，不是休战，伊藤阁下不也这么想吗？”
“是的，我们希望尽早恢复和平。停战是贵方提出来的，为此，我们才提出条件。先休战后讲和，不过是中国的意向。至于日本，不休战议和也行，休战议和也行，现在提出了后者的条件，我们没准备第二套方案。”
“那么，请拿出媾和的方案吧。”
“贵方不撤回休战问题，就不能拿出媾和方案。而且，请注意，一旦撤回，休战的事就不能再议了。”
听了这话，李鸿章犹豫了。
如果李鸿章正确地掌握着战局的实态，他这时就会当即撤回休战问题。
吴大澂等人仓皇败走的时候，其实，日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到进行下一个攻势，需要补充兵员和军需的时间。当然日本要隐瞒自己的困境。决定派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清大总督”，把大总督府开上前线，就是措施之一。
大总督府虽然推进到旅顺，但指向北京的直隶作战，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李鸿章所害怕的“日军在媾和谈判中进攻辽西地区，指向山海关”，完全是多虑。
“让我考虑几天吧。”李鸿章希望宽限时间。
“考虑倒可以，不过，两国人民现在都注视着这次会谈。尽可能快些达到会谈的目的，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不能老这么拖延，三天为限吧。”
伊藤给了李鸿章三天的考虑时间。
返回引接寺，李鸿章把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并告知：“昨日电报所说去台湾方面之五千日兵，或是开赴北方，望通告各地军队严加防范。”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次日光绪帝看了日本的休战条件，“为之动容”。
年轻的皇帝受到极大打击，他想请示西太后，但她还在病中，不禁犹豫了。然而，这么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让西太后知道。
征清大总督小松宫还没有出发，日本国内刚刚编制完军队，开始进攻辽西，最快也得半个月以后。——李鸿章总算明白了事态。谈判期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斗，何必为休战条件而增加苦恼呢？
三天后，3月24日，举行第三次会谈。中方拿出了答复的备忘录：休战问题撤回，希望立即进行媾和谈判。
日方答复，明日提出媾和条约草案。
大概觉得这样会谈未免太简单了吧，李鸿章在回去之前又谈了一点意见。
“是否可以相信，明天提出的媾和条约方案中没有加入损害其他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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