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同一岔路口，就差那么几分钟，他们又失之交臂越寻越远──本来两人错过的责任应该各承担百分之五十──现在我们接车的和被接的两组人也应该平分秋色，我有面条，你有杂碎汤，但是从３０年前村里评判和谴责的结果看，人们却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下将这个责任和屎盆子全部扣到了我们两个接车人的头上，而对两个拉车人自作主张去喝杂碎汤──而且还加了六碗汤──那要耽误多长时间啊──的事实给忽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掌管着杂碎汤的老板的不给添汤倒在一定程度上帮了我们的忙呢。但正因为已经加了六碗汤，时间的流失就使我们失之交臂，于是责任都扣到了我们的头上。当我和牛长顺表哥灰溜溜地从三十里坡返回村庄的时候，一村子人的愤怒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在村庄接煤车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没接着人让被接的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将煤车拉回了家──这不等于没接吗？还让你们骑着自行车疯跑一天干什么？──连花爪舅舅和牛文海这时也忘了自己杂碎汤的责任，故意在那里显出车没被接着而更加精疲力尽的夸张样子给大家看。这就从客观上更增添了我们的罪过──其实我们也是多么渴望能在三十里坡接着他们在夕阳之下拉那煤车精神抖擞和威风八面地一块进村让人围上来问三问四呀，接着我们就把车拉到了花爪舅舅家，刘贺江聋舅舅踱着方步来对我们问三矿和老马，煤块的大小和在前十五里或是后十五里的重逢。而现在空手而归的严酷事实，一下就把我们拋到寒冷的冰窟窿里。不用你们谴责我们心里就已经够难受的了，现在你们把责任一股脑地都加到我们身上反倒让我们产生了逆反心理呢。从此我和牛长顺表哥，在村里有三个月抬不起头。任何人碰到我们，我们都会敏感地感到背后有人在指指戳戳：「这是两个没接着煤车的人。」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结束。由于接车者是我和牛长顺两个人，人们在划分完接车者和被接者的整体责任之后，他们的追究并没有到此为止呢，他们的分析接着还要深入和细致下去。他们令人恐怖地还要在我和牛长顺身上再划分一下责任的大小、多少和轻重呢。这样一来，形势明显就对我十分地不利了。因为牛长顺在和我搭伴之前和别人搭伴接车的时候，从来都是接着的，每次都是重逢在三十里坡，这次和我搭伴怎么就接空了呢？于是逻辑分析和推理以锋利的锐角像快速移动的蛇一样向我直逼过来。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年龄和骑自行车的车龄是不是适合接车这样的问题也开始在这个世界上被重新提起。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牛长顺是没有什么过错的，主要还是吃了我的挂落。牛长顺在这次擦肩而过的事故中顶多占百分之二十的责任，剩下的百分之八十的责任重担应该由我全部承当。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理智了，已经心平气和了，他们不是用一种严历谴责的口气在批评我，而是在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
「还是年轻呀，还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呀。」
这个时候我可就欲哭无泪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自信心，第一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一直到３０年后，人们还总是说：「这个白石头是怎么回事吗？怎么每次见他，都是蔫不拉唧的呀。」
有时打电话也说：「你怎么跟没睡醒一样呀。」
当人们说这话的时候，我身在蔫不拉唧和没睡醒之中并没有找到原因，现在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惊醒这是３０年前的一碗面条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亲爱的朋友们，等你们下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一定逐一向你们解释清楚。３０年沈痛的血泪史，一直无法告人──倒是突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又陡然地兴奋起来了。一下就不蔫和睡醒了。──这时我在路途上的患难伙伴牛长顺，也开始主动拋弃我了。本来我们在接车的路上当我们的脚蹬子和车链子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能同甘共苦，我还用一根柴禾棍给你的车蹬子剜黑泥，但是到了我们在失败中分手之后，没想到他也从背后捅了我一刀。本来大家分摊给他的责任只有百分之二十，等他回过头来却连这百分之二十也不想承担也要一股脑推到我的头上。这时他用的手法就是反咬一口和倒打一耙──他又重新抓住了面条，他在背后跟人说：
「本来我是不想下路的，都是白石头想到十里屯吃面条。他在饭铺吃面条，我就在外边干等着。我当时就怕一下错过接车，看看，现在果不其然吧？真是！」
牛长顺表哥，你这里所用的手法，比你所要达到目的的本身，对我还要恶毒呢。你在我已经被人撕开的伤口上，又洒上一把你自己的私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他所陈述的一切，在接车的过程中都确实是存在的：他在当时确实没有吃面条。但是如果把这个事实不是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而是放到他叙述人的口气和人文环境中，事实就马上发生了变化，就走了味和变了质，事实就变成另外一把刀子，一下扎到了我的心脏上──这话的恶毒和可恶性还在于他借助这种歪曲的叙述一下也模糊了他当时没有吃面条是因为他舍不得花自己的体已钱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现在扭头变成了他对错过接车的一种具有先见之明的担心──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多么固执和不考虑接车整体的人，那么让我去接车的提议本身，不就从芽里错和根里歪了吗？在他彻底摆脱责任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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