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主要负责的日满蒙300万只绵羊增殖计划获得的农林省民间贷款，去北海道养羊。羊56只。
1939年，羊博士结婚。羊128只。
1942年，长子出世（即现在的海豚宾馆老板）。羊181只。
1946年，羊博士的绵羊牧场被作为美国占领军演习场接收。羊62只。
1947年，任职于北海道绵羊协会。
1949年，夫人因肺结核去世。
1950年，就任北海道绵羊会馆馆长。
1960年，长子在小搏港绞断手指。
1967年，北海道绵羊会馆关闭。
1968年，“DOLQHINHOTEL”开业。
1978年，接受青年不动产商关于羊照片的提问——即我的提问。
“得得。”我说。
“无论如何都想见见你的父亲。”我说。
“见是没有问题。可是父亲讨厌我，所以对不起，只二位单独上去好么？”羊博士的儿子说。
“讨厌？”
“因为我缺了两只手指，脑袋又没了头发。”
“是这样，”我说，“人像是有些古怪。”
“由做儿子的我说是不大好——实在古怪。自从和羊发生关系后，整个人完全变了。非常难以接触，有时甚至残酷。但实际上他是个内心温和的人。这点听他拉小提琴即可听出来。是羊伤害了父亲，又通过父亲伤害我。”
“你喜欢父亲吗？”女友问。
“嗯，是的，是喜欢。”海豚宾馆老板说，“但父亲讨厌我。出生以来他一次也没抱过我，也没给过我一句温暖的话。我缺了手指秃了脑袋之后，还时不时拿这个欺负我。”
“肯定不是诚心欺负。”她安慰道。
“我也那样认为。”我说。
“谢谢。”
“我们直接去见，能见到么？”我问。
“不清楚。”老板说，“不过有两点如果能注意的话，大约是可以见到的。一点是明确他说想问有关羊的事。”
“另一点呢？”
“不要说是从我口里听来的。”
“好的。”我说。
我们向羊博士的儿子道谢后爬上楼梯。楼梯上凉瓦瓦潮乎乎的。电灯若明若暗，拐角处积满灰尘。旧纸味和体臭味充溢四周。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按老板说的，敲响尽头处的一扇旧门。门上端贴一块写有“馆长室”字样的塑料牌。没有回音。我们又敲一次，仍无回音。敲第3遍时听得里面有人哼哼。
“讨厌！”里面传出语声，“讨厌！”
“我们就羊的事向您请教来了。”
“滚一边去！”羊博士在里面吼道。就73岁来说，声音相当铿锵有力。
“请您务必接见一下。”我隔门喊道。
“羊没什么好说的，混账！”
“还是应该说的，”我说，“关于1936年不见了的那只羊。”
沉默片刻。之后门霍地打开，羊博士站在我们面前。
羊博士头发很长，雪一样白。眉毛也白了，如冰柱挂在眼前。身高1.65米左右，体格健壮。脸上棱角分明，鼻梁以滑雪场跳台般的角度挑衅性地从脸中间突向前去。
房间里荡漾一股体臭。不，那甚至不能称为体臭。在越过某一临界点之后，便已不再是体臭，而同时间、同光融为一体。宽大的房间里逼厌地堆满书籍，几乎见不到地板。书大多数是用外语写的学术著作，哪一本都满是污痕。右边靠墙有一张沾满污垢的床，正面窗前安放着大大的硬红木写字台和转椅。台面收拾得比较整齐，书上压一个羊形玻璃镇纸。灯光昏暗，唯独落满灰尘的台灯把60瓦光柱投在台面上。
羊博士上身是灰色衬衫和黑色对襟毛衣，下面穿一条几乎没了形状的人字呢肥筒裤。灰衬衫和黑对襟毛衣在光线作用下成了白衬衫和灰对襟毛衣。说不定本来就是这种颜色。
羊博士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用手指示意我们坐在床上。我们怕踩响地雷似的跨书挪步到床前坐下。床实在很脏，我真担心自己的牛仔裤永远沾在床单上移动不得。羊博士在台面交叉着十指，凝目注视我们。手指连关节都生出黑毛。那黑毛同令人目眩的白发形成奇妙的对比。
只见羊博士拿过电话，对听简吼道：“快拿饭来！”
“那么，”羊博士说，“你们是来谈1936年不见的羊来了？”
“是的。”我说。
他“唔”一声。接着用手纸很大声地擤了把鼻涕，“想说什么？还是想问什么？”
“都想。”
“那，先说好了。”
“我知道1936年春从你身上逃走的羊那以后的去向。”
“噢，”羊博士抽了下鼻子，“你是说你知道我42年来不惜一切代价到处寻找的东西？”
“知道。”我说。
“瞎说吧！”
我从衣袋掏出银打火机和鼠寄来的照片置于台面。他伸出长毛的手拿起打火机和照片，对着台灯光审视了很长时间。沉默如粒子在房间飘移。厚重的双层玻璃窗把城市的噪音挡在外面，只有旧台灯的“嘶嘶”声使得沉默更显滞重。
老人看完打火机和照片，“咔嗤”一声关掉台灯，用粗手指揉着双眼，简直像要把眼球揉进头盖骨里。手指拿开时，眼睛如鬼眼一般又红又浑浊。
“抱歉，”羊博士说，“一直给蠢货们包围着，弄得我再不相信人了。”
“没关系。”我说。
女友莞尔一笑。
“你能想象光有感念存在而表现手段却被连根拔除的状态是怎么回事吗？”羊博士问。
“不明白。”
“地狱！唯有感念团团打着旋涡的地狱，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线生机的十八层地狱。而那就是我42年来的生活。”
“因为羊的关系？”
“是的，是羊的关系。羊把我抛弃在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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