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是弟媳绫子太过客气,抑或胜子不愿意,他们至今仍在附近租房子。
总之,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赞成兴建大型公寓。所以对于唱反调的我,自然就有意疏远。这个时候,我开始怀念起阿妙。阿妙除了温顺的优点之友,实在是个乏味的女人,不过,这点总比胜子她们强。
我之所以坚决反对盖公寓,是有原因的。现在住的目黑区大原町老家,有仓库改造的画室,我对这样的工作室相当满意。而且从窗户可看到一片绿树,这令人心情愉快。一旦改建成公寓后,这些树木将会引来许多好奇的眼光吧!而且由于大家都听说我是怪人,不免想窥探我。对创作而言,这类的干扰是最糟的事,因此我绝对不同意。
我自孩提时就常被这个仓库的阴森气氛所吸引。自童年起,我就有不在完全密闭的地,方就无法安心的倾向。不,既然要作画室,就不能太过阴暗,于是我在屋顶开了两个大天窗,而且为了怕有人侵入,又安装了两面铁窗,然后又在上面镶两片玻璃。
所有的窗户都加装铁窗,而这间仓库本来是两层的建,我把二楼的地板打掉后,这里就成了有挑高屋顶的平房。
为何大部分画室都喜欢高的天花板呢?因为,空间愈宽敞,愈具有开放感,比较适合创作,此外,若要作大幅的画作时,太低的天花板就会显得碍手碍脚的。当然把画架放低,就不会碰到天花板,只是,大画有隔一段距离浏览的必要,所以需要较大的地。
我实在太需要这种工作场所了,所以从军医院弄来一张附有轮子的床后,就在这里住下来。床脚附有轮子,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推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睡觉。
我偏爱高的窗子。秋天的午后,坐在宽阔的地板上,看着枯叶不时飘落在方格子窗户上,恰似五线谱上的音符。
站在尚未改建之前的窗口,远眺户外也是一种享受。这时,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哼着“卡布里岛”或“月光小夜曲”等优美的旋律。
一楼的窗户连接南、北两面墙,这是光线无法射入的窗。户在我小时候,这个仓库还没有用大谷石做的墙。东面只有一个做为入口的门,以及新建的厕所。
北、西两面墙壁没有窗户,并排着我倾注心血而完成的作品。这些都是以十二星座为主题的百号大作品,我预定在不久的将来完成第十二幅。
现在,我打算开始画最后的牡羊座,由于这是我的终身事业,我计画一旦完成牡羊座的作品,就着手进行阿索德的制作,只要能亲眼看到它完成后的模样,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在欧洲流浪时也有过一次艳遇。当时我遇到一个名叫富口安荣的日本女子。
明治三十九年,我第一次踏上巴黎的石板路。我青春期的徨,就是在这条石板路上涌上心头的。当时一个人完全不会说法语的日本人想在这条街上,遇到同胞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在月明之夜,一个人走在街头,会觉得全世界彷佛剩下自已一个。不过,不久之后我已逐渐习惯巴黎的生活,也能讲几句简单的法语,那种被遗忘的凄凉感,反而变成耐人寻味的虚无感,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在拉打学生区闲逛。
对落落寡欢的我而,言巴黎的秋天分外迷人,当我走在石板路上,听到落叶飘落地上的声音时,忽然觉得开始懂得欣赏周遭的一切美好事物。
灰色的石板路,和落叶的颜色十分相称。
某个秋天夜晚,我如往常一样到外面散步,在梅迪希斯家遇到了富口安荣。当时,她正斜倚在喷水池旁的石栏上,茫然地注视前方。
附近的树叶已落尽,白色的枝桠兀自伸向铅色的天空,那一天气温骤降,对异乡游子来说,凛冽的寒风更令人倍感凄凉。
一看安荣就知道她是东方人,我基于一份亲切感而走近她。她那种不安的表情,对我而言十分熟悉。我不知道自己为甚么直觉地认为她是中国人。
由于她也以颇亲切的眼看着我,我就用法语和她搭讪着,说今天起就进入冬季了。用外国话作这种开场白具有安抚作用。不过,这却是一种拙劣的问候法。她神情抑郁地掉过头去,迅速转身离去。我一时张惶失措,用日语对着她的背影大喊:“你是日本人吗?”当时她回过头来,脸上写满信赖的表情,于是,我突然有个预感:爱神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这一带一到冬天就有人卖糖炒栗子。热呼呼的糖炒栗子!来呀!快来买呀!禁不住那熟悉的声音诱惑,我们经常一起去吃栗子。因为同是身处乡的日本人,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
安荣虽然和我同龄,可是我是一月生的,她是十一月生的,因此实际上几乎相差一岁。听说她是专程为学画而来的富家千金。
我二十二岁,她二十一岁,两人一起返回日本。不久之后,巴黎就被卷入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
回到东京后,我们仍然继续来往,我也打算和她结婚,不过,由于在东京的情况和孤独的异乡巴黎不同,安荣身边经常围着一群追求者,再加上她的个性活泼外向,我们很自然的就黯然分手,后来听说她结婚了。
我和阿妙结婚时是二十六岁。当时良雄立高中(现在的东横线、都立大学)车站前的绸缎庄工作,这段姻缘就是在半开玩笑的情况下结成的。那生母亲不幸病逝,遭受丧母之痛的我,在寂寞的煎熬下根本不想过问对方是甚么人,而且我已经继承家业,也算得上是个有资产的人,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
不过,命运之神可真会作弄人,就在我结婚数月后,突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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