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次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就是在这样流亡的生活中，他们顽强地保持着他们的生活习俗，保持着他们的道德精神。在沿铁路小站，他们搭起了临时居住的席棚中，也要分开长幼的次序，哪怕是煮一碗菜汤，他们总要捧到全家的老人面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农民，因为自己儿子偷人家一根胡萝卜，而悔恨地打自己的脸。我又曾看到过一个青年妇女，为了救活快要饿死的丈夫，自卖自身，换一点粮食留给丈夫吃，特别是在临行时，她脱掉身上一件布衫，换了两个烧饼，又塞在丈夫手里。这些事情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就是在那时，我开始认识我们苦难的祖国，开始认识了我们伟大的人民。
一九四九年，我作为一个农村银行信贷工作者，第二次到了黄泛区。我去给这些返回家的农民，发放麦种和农具。在那里，我又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在一所倒塌的茅屋里，我看见了一家大小五口人骨骸堆在一起。他们是大水来的时候，抱在一起死了。这一个家庭，就是这样“同归于尽”的。
当时黄泛区已经解放，我们公布了土地改革政策．大批流浪在外的农民回到了故乡。他们披荆斩棘，重新建立家园。农民重新获得土地时，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催人泪下的。他们躺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打滚，翻跟斗，奔走呼号，点燃着篝火狂欢，彻夜不眠。很多被卖到外地的妇女也跑回来了。这些妇女有些当了妓女，有些当了外乡地主的小老婆，还有的被卖到外省当了穷苦单身汉的妻子，每天都能看到“夫妻相会”，“母女相会”的抱头痛哭的场面。农民中传统的贞操观念被打破了。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这些被卖在外边的妇女，不管在外边干过什么职业，现在回到故乡，任何人不准歧视，一律欢迎她们热情归来。
有一个农民逃荒在陕西省时，把自己的妻子卖掉了。当时他声称这个女人是他的妹妹，让儿子管她叫“姑姑”，平常他带着儿子到“姑姑”家里去。这位“姑姑”总是暗暗把馒头藏在口袋里交给他们。解放后，他的妻子回来了，儿子还管自己的妈妈叫“姑姑”，惹得大家暗暗擦泪。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对全国作家进行了疯狂迫害，我被打作“黑帮”，于一九六九年，被赶到黄泛区农村，实行监督劳动。我在黄泛区农村整整住了三年。初开始，因为我是属于监督劳动改造，农民们不敢和我讲话。后来时间长了，他们发现我并不是个坏人，他们觉得我很家常，也很平易近人。慢慢和我在一起劳动，休息时也喜欢和我在一起。后来他们知道我有文化，村子里死了老人，就来找我写“祭文”。这种“祭文”通常是把死者的一生经历和善行德事写出来，在祭奠时当众宣读。请我写第一篇“祭文”的是三兄弟。他们的大哥死了，他们弟兄三人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我住的茅屋。见面时，先跪在地下叩了个头(这是当地办丧事的习俗)，接着就眼泪汪汪地向我讲他哥哥的一生经历。
这位大哥在逃难时，父母都被黄水淹死了，他领着三个弟弟逃难到陕西省，他给人扛长工，帮人宰牛，在流浪生活中，把三个弟弟养活。他一生没有舍得讨老婆，却给三个弟弟娶了妻子。有一次，他的老二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因为逃跑被抓回后，要执行枪决。这位大哥赶来了，他向执行的军官跪下求情，情愿自己替弟弟服刑被处死，换回自己弟弟。军官问他为什么要替他弟弟死，他说他刚给弟弟娶了妻子，他们家就这一个女人，家里还要靠他传宗接代。自己是个光身汉，死了没有挂碍。这个军官居然被这种古老的人道精神感动了，释放了他的弟弟。
由于我有一点写小说的功力，这篇“祭文”写得很成功。宣读时，全村的人都哭了，连吹唢呐的乐队也哭了。后来一村传一村，都知道有个“老李”善写祭文。在那几年中，我写了几十篇“祭文”，也系统地了解了黄泛区难民们的“家史”，《黄河东流去》这七户农民的流浪史，就是根据这些“家史”的素材提炼而成的。
四
除了写“祭文”以外，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留恋和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他们现在还以自己穿过牛皮底鞋，戴过城市人戴的礼帽而自豪。
我喜欢这些故事，他们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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