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
在这部小说中，我写了六七个青年妇女的命运。特别是她们坚贞不屈，舍死忘生的爱情生活。爱情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和品德的镜子。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她们把生命和爱情同时高高擎在手中，作为她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旗帜。黄泛区的妇女们，在流浪中跑遍了半个中国。她们在斗争中扔掉了封建桎梏，她们有走南闯北的豪爽性格，她们还有坚强的谋生能力。同时，她们还保留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高贵品格。用她们的话说，“人必须有情有义。”
就是这些妇女们，她们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来。而且在困苦万难中，把儿女带大养活。也是她们执斧操犁，把荒芜的几千万亩土地开垦播种，重新建立起自已的家园。
她们通过自己的苦难经历，学会了选择；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中，就是这些妇女，用当年逃荒的小车，把自己的粮食推向前线，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
对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当时曾经引起我的浮想：“中国人民在那一次浩劫中，坚强地度过了，那么，在‘四人帮’这次浩劫中，中国人民能覆灭吗?”回答只是一个字：“不！”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伟大的潜在的生命力。我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意图，就在于这一点。
最后还要提一句，本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蒙很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承蒙北京出版社吴光华等同志的热情支持——他们提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并且帮助作了增删校正。数年辛勤，非同寻常。在此深深致谢。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九日
大悲歌中的民族灵魂
——读《黄河东流去》
孙 荪
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榜首列着一部大著《黄河东流去》。
这不是一部轻易得来的书，而是作家李准呕心沥血之作。它脱胎于电影《大河奔流》，却又是独立的艺术创造。全书五十五万字，原来分为上下两卷。1979年出版上卷，而下卷直到1984年才和读者见面。其间历时七八年，先后大改两次，最后合为一卷。即使不算长期酝酿琢磨的岁月，仅写作时间，也足可看出作家的惨淡经营了。
不过，要是你细读了作品，你就会从心里说，作家的辛苦是值得的。中国文坛给予这部作品以最高荣誉和极高的估价，是应当的。
史诗式的作品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黄河中下游变界的中原地带，发生了一桩中外震惊的大事：蒋介石以阻挡气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为理由，演出了一幕“以水代兵”的惨剧，炸开黄河花园口，致使黄水泛滥，中原腹地河南、安徽、江苏四十余县沦为泽国泛区，百万人死亡，千余万人流离失所，四出逃难，生灵涂炭，酿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场浩劫。这是一幅巨型的惊心动魄的流民画卷，一部中原人民的苦难历史．一曲中华民族的大悲歌。
作家李准敏锐地意识到，历史提供了这一史诗题材，它为作家的大笔纵横驰骋回环往复准备了极其广阔的艺术空间。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恐怕要数这一次。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大迁徙，但人数最多、区域最广的，也要算这一次。”黄泛区人民的苦难史是旧中国人民苦难历史的典型缩影，是历史最惨烈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在这种历史大灾难大动乱中数以千百万计的黄泛区人民的大迁徙，本身又是史诗性的。黄泛区人民以自己的坚韧、智慧和血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可歌可泣的生命之歌。这曲歌，既是黄泛区难民的，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既是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下的，也是整个历史的。
李准深刻地领悟和把握了这个史诗性题材所包含的复杂丰富的内涵，机智地利用了这场大浩劫、大迁徙所涉及的十分广阔的地域空间和多种多样的人物，构筑了一部长篇巨制的宏伟格局和结构框架：以蒋介石炸开花园口为开端，以黄泛区难民的流浪迁徙为线索，从纵的时间角度以编年史的写法写了难民“八年离乱”期间连续遭受的水、旱、蝗三大浩劫的苦难生活史，从横的角度像全景电影似的，镜头由花园口边的豫东难民，顺着陇海铁路沿线，从豫东到豫西，从洛阳到西安又到咸阳宝鸡，从乡村推向小镇，从小镇推向城市，从一个城市推向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家庭转向另一家庭。在农家茅屋，乱葬岗上，城市街头，黄土路边，破庙土窑之中，车站码头之旁，难民的足迹、汗水和血泪，踌躇于抛洒于数十万平方公里的苦难大地。
这是一幅巨型流民图。《黄河东流去》所展示的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而又令人义愤填膺的篇章，对于人们认识那个令人诅咒的时代和了解特定地域人民生活的真相，具有不可磨灭的认识价值，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地反映了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的面貌。作品以文学的形式对这段历史铸成了铁案，作家所具有的史家识见和风骨，显示了现实主义所能达到的当代水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黄河流域中原农民(包括晋冀鲁豫等省农民)为了生存，常常迫不得已闯关东，走西口，这在解放后多少年流行的忆苦诉苦、写家史村史活动中曾经有过大量的口头与文字材料，但在文学作品中，除了《红旗谱》曾经虚写过闯关东，鲍昌写过六十年代的“盲流”，其他直接描写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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