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艺术作品并不多。表现中原特别是河南人民的历史和命运，姚雪垠早年有此雄心，他“想从纵的方面观察和研究现实，而且总希望以比较熟悉的河南社会为背景写一部长篇小说，纵深地反映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留下了“深深遗憾”。农民作家冯金堂写出了《黄水传》，但囿于眼界和艺术功力，未能达到理想的水平。比较起来，应当说，《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独具开创意义。甚至还可以说，作家李准还有一层更高远的眼光。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黄泛区难民的经历和苦难遭遇与任何国度和地区的难民比较起来，都可以说是“惨绝人寰”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黄泛区难民生活的史与诗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具特色的。他们的独特遭遇和在非人境遇下所体验到的、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情绪、情感、心理状态、精神境界以及人际、人天关系状况，具有某种人类学价值。李准称自己的小说为“难民”小说。这表明作家在思考难民问题时所具有的人类意识，在思考历史题材时所具有的现代服光，和在思考中国问题时所具有的世界视角。
中原农民的群像
在《黄河东流去》这幅宏伟的历史画卷中，处在中心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塑造了中原农民的群像，甚至也可以说，是塑造了地道的中国农民的形象。
在《黄河东流去》中，没有一个贯穿性的英雄人物矗立在读者面前，小说着力的是农民群像，三四十个具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特长、不同个性特征的农民组成了一个形象序列。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让真正的生活说话，追求自然的感情流露和无矫饰地描写“天籁”，进入了相当自由的创造境界。这就使《黄河东流去》的人物，既有生活中的固有本色，又组成了具有更大概括意义的群体性格。这是说，既写出了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的生活所造就的人物的独特个性；又写出在共同的地域环境、生活条件和精神气候下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性格。
绘制人物群像的长卷，作者着力的，仍然是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新的典型。
李麦是特具魅力的一个。
尽管小说中的李麦，没有电影《大河奔流》中的李麦那么“高”，那么“神”，那么“泼”了，有时显得粗鲁，有时显得缺少主意，不少场合没有处于中心地位。但是，英雄气少了，革命家的言词少了，领袖味少了，属于一个劳动妇女固有的本份的东西倒多了。作为一个血肉之躯活起来了。李麦给读者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亲切。她不是在演戏，而是在生活了。一种从生活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质朴感染着读者。
李麦身上还有一种夺人眼目的东西打动着读者。这就是那种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难民们最可宝贵的品格：刚强。这表现在，第一，她有着绝处求生的生活能力。她能在大家感到绝望的境遇中找到活路。在寻母口难民们生计无着，她领着各家妇女给客店拆被子使大家的锅灶冒出了烟；在西安街头，她又承揽一宗手工活，一个冬天奇迹般地收入几百元，顾住了几个人。在黄泛区的水窝子里，她和宋敏一起熬了五年，不仅学会赤手捉鱼，而且种的粮食还可以支援游击队。
第二，她有强者的精神气质。她不信神，不信命，信自己。她的人生信条是“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她的人生哲学是：“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在世上，就要刚强地活下去！天不转地转，山不转路转，光景总有转变的时候。人一辈子长着哩，日子比树叶还稠，总有转好年景的时候。人就是要活着！再困难也要活下去！”日子“即使像一根带刺的树枝也要捋到头"。她敢同财主当面锣对面鼓地讲理，她敢向官府抗争，面对黄水滔滔，她精神不散架，需要的时候，她敢于“豁出命来"。
第三，她具有一些大胆的超越农民传统旧观念旧意识的识见。在离开乡村土地到城市寻找务农以外的谋生手段上，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在女性贞操观念上，在乡土意识上，她敢于直面人生现实境遇扔掉狭隘的“面子观”。这些在当时特殊的生活境遇下为了生存而“自发地”生长出来的“现代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一切，就使得这位在黄河岸边中原农村的土壤中生长的，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勤劳质朴而又豪爽刚强，有气魄而又有识见的劳动妇女，在新文学史上的妇女形象序列中，成为又一个“这个”。同时，也是李准创作中引人注目的劳动妇女形象序列中，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又颇具立体感的一个。
在这幅农民群像长卷中，最有艺术光彩的是乡村知识分子徐秋斋。这个人物形象既与作家的人格理想有“宿缘”，又是作家深存着的审美理想的体现。作家的笔一触到他就有出神入化的妙文出现。
这是一位落魄秀才，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哺育的，在饱经沧桑穷困潦倒的困窘中磨炼出来的，农民文化的集中体现者。
他有那样古怪的六不像的外表：山羊胡子刀条脸，一个大长鼻子，两只明亮好斗的眼睛，戴个旧的黑绒瓜皮帽，还穿着翠蓝布破长大褂，扣子上还系了个鲨鱼皮旧眼镜盒，眼镜盒下边还搭拉个黄穗子。不像农，不像工，不像商，不像兵，不像财主．也不像穷人。而他的语言作派也往往是文白相间、古今混杂、雅俗并存。他爱吃嘴，要面子，怕官怕事，但在骨子里却有一股正直之气，心中有一副侠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