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功德圆满啦。揣着官方给你的新证件，你会忽然觉得——老子也是有来头的。
3
庞大的住院部大楼曲折幽深，病恹恹的病人、焦急的家属、木然的白大褂来来往往。青苔般惨绿的半截墙壁让昏暗变成了阴暗，浓重的酒精、中药和药剂的混合味儿承载于细微的空中尘埃，侵入眼眶、口腔、鼻孔和每一个裸露的毛孔，一种暗物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一刻你确信，另一个空间的存在。
康复理疗室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分布着十几张坚固的铁质理疗床。一个白发苍苍、慈眉善目、高大壮硕的老人躺在靠近窗口的理疗床上，床旁架子上是网线复杂的仪器，小红灯闪烁，电流声滋滋响，液体汩汩流动。老人宽大无力的手背上插着输液针，从头到脚插满了银针——他在接受电磁和针灸治疗。
几月前一个中午，一向身强力壮的他突感半身无力，站立不稳，送至附近医院，初步诊断为突发性中风。但那个关键设备——做“血流变”测试的仪器却坏了。为了多弄几个银子，医院不让转院。当时没意识到问题严重，也就没转。拖了一周机器才好，果然是中风，但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顾不上和医院纠缠，赶紧转院。中国老年人大都迷信中医，即使我搬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的说辞，也无法说服他们。幸好这家中医药并非挂羊头卖狗肉，几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头脑完全清醒，还能在搀扶下四处走动。虚惊一场后，我们乐观认为，他至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
我和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咋样？”
“还行。”他微微点头，反问我这几天去哪了？
“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卖断了？咋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镜。
“这是改革，商量又咋样？谁让你在企业混了一辈子，离休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吧？”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乐乐呵呵的弥勒佛。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蠕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赶紧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把老骨头，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有人拉去烧了。年轻人咋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病友插话，老头老廖是靀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
“那你们几个咋办？”父亲问。
“嗨，您操那心干啥？您养您的病。我们不都好好的吗？姐姐开她的小餐馆，幺弟开他的出租车，我戳我的洞洞鱼（注：戳洞洞鱼，四川方言，指没规律的挣钱，通常指小钱。）。”我说。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娃子骗了三千块，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头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啥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啥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晓得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咋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照片，是一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咋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罗。”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一言不发。
忽然仪器发出嘟嘟声，护士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又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咋又来了？我咋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个橘子。
“咋啦？”父亲努力伸直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板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转眼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压。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冬娃子（即冬瓜）的儿子可以打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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