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然妨碍了当今中国城市的整体生态，甚至妨碍了中国城市建设开发的整体布局。很多时候，我们住在华屋美宅之中，却也同时生活在一座糟糕的城市里。你有没有想过，这二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虽然有了家产，很多人却因为迁移始终没找到“家”的感觉，总像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
新疆喀什一个维吾尔族老大爷说：能在自己故乡慢慢老去的人是幸福的。我想有个家，却依然是很多屋檐下的中国人求之不得的梦想。2.我们还生活在农业社会一直把房子当作头等大事，证明我们还生活在农业社会里。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根本无法回避的现实窘境：似乎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都没有房地产这么赚钱；似乎无论你胸怀怎样的理想，都必须直面买房这件俗事。
这里说的似乎就是小说主人公谢晓丹：不管她怎样瞧不上西北小城姑娘田蓉，可田蓉的身家随着房价上涨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也不管她迷上的那个男人黎光多么潇洒出尘，最终也还是为了几套大房子被打回原形。所以，小说正来源于现实：国贸写字楼城里的JACK和MARY，其实就是村里的二柱子和翠花；也别以为互联网公司真的是什么高科技公司，看工作场面那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无论你在哪个行业里赚取了再多的钱，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仍然还是买房置地，水泥显然比鼠标来得更现实更稳固也更踏实。中国文字很神奇，一个“家”字，就足以看出内涵。一个“富”字，也足以说明那种“小富即安”的人生理想——上有一间房住，中有一口饭吃，下有一块田耕。
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讲到了中国人的财富观——天下财富分为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靠农田致富，末富以工商致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逻辑——农田虽为“本富”，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不划算吗？司马迁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下海经商，与时俱进，使劲赚钱，然后转回头买房子买地，用房子和地把财富牢牢守住。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社会，很多中国人都是以此种固有方式来产生并保全财富。原因无他，并且在中国由来以久——土地跟货币特征非常相似，只要长期持有就会增值。横向看国外，欧洲在中世纪以前也有很多大地主，很多人也靠积聚土地来发家。
自从17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整个欧洲的财富积累方式不再以土地为本，人们也不再把赚来的钱全去买土地，而是去铺铁路，去造蒸汽机，去从事工商业，去远洋贸易，去进行技术创新。大量资本又回归产业，继续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发展。
纵向看中国，徽南农村地处偏僻，却有无数富丽堂皇的高檐大宅。大宅主人当年都是淮扬的大盐商和大茶商，盐茶因为专卖，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那为什么这些富商们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老家，盖这些好看却无用的大宅，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贫地？
有人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衣锦还乡的观念。问题在于，逐利才是商人本性，其每种选择都是计算，传统与宗族并不是商人作出价值判断的第一要件。这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工商制度有关。汉武帝时，就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国家一直把能源和资源型产业垄断经营。
盐铁之后，国家开始垄断了贸易，垄断了粮食，垄断了漕运，垄断了铁路，垄断了金融等等。两千多年来，国有资本一直在控制着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型行业。在中国，民间商人为了避免与国争利，保护自己财富安全，就宁愿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保有土地，去在土地上盖大房子。
在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更是资产阶层的一种避险性工具。汉朝以后，中国任何城市都长期面临房产价格不断上涨、土地紧缺的问题。中国历次改朝换代最终都是因为土地。人们为了把赚到的钱随时固化和兑现，最有可能选用的商品就是土地。
在农业文明时期，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反倒给古代中国增添了些许“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闲适诗意。可是，到了全世界进入第三次浪潮，到了信息革命的晚期，中国有产者仍然把大量资金从产业资本中抽出，去到一些大中城市买房子炒房子，看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近年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不能解决问题。
屋檐下的中国人，带着两千多年的古老基因来到今天，却依旧生活在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乡村爱情》才会被看作是中国版的《纸牌屋》，我们的生活原型都在其中。理解了刘能、赵四和谢广坤，你就真正理解了中国。3.因房子获利也被房子绑架中国老话讲：有恒产者有恒心。
此言非虚，我的主业是拍纪录片，这个圈子里找人干活儿，最愿意找那些已婚有按揭的七〇后或者八〇后。说是这样的人都被银行摁住了，他借的那些钱帮你逼他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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