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拍摄中轻易不敢撂挑子。不像那些九〇后甚至〇〇后，家里通常都是好几套房子，根本不缺钱也没什么压力更没什么动力，工作说不想干就不想干了，什么事儿全凭兴趣和冲动，大事儿指望不上小事儿也没什么规矩。或者，这是房子的一种“正能量”也未可知。
总之，当一个人决定为了一套房子而奋斗终生的时候，他或她就成了社会主流人群，不会再去干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姜立涵的长篇小说，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事故”，把谢晓丹、田蓉等青涩少女都变成了“故事”；也把陈青、高畅这样的“海归STORY”，直接转换成了“海龟SORRY”。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乃是人生最悲惨的境界。中国农耕社会文明，建立在一家一户恒产恒业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稳定性。农业文明思维中，向来重实体轻虚拟，重元宝轻票据。比起钻石，中国人更愿意买一幢大宅。
比起创新，中国人更愿意守业安居。父母如果不能为后代置房，将是一种家族耻辱。一个人能够置房，是有稳定社会地位的开始。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决定了房产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穷尽一生为房产的生活模式又限制了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小富即安的思维模式阻碍了中国人更加畅快自由的生活，更因为利益链的共沾模式而使中国今日城市面貌各自为政。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新住宅运动”，以及2002年开始的“居住改变中国”，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一种商业策略，却对国民投机心理的调动和不合时宜的需求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千百万原本应该有更高流动性的群体，从此被绑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成了期待未来房产增值的新型“房奴”。
与房产烈火烹油景象伴生的，是中国城市开发建设的严重危机：拥堵、雾霾、污染、沙尘……一场暴雨既可以让北京变成汪洋，也能让长沙女孩坠井身亡，更可以让杭州“水漫金山”。媒体上屡屡质问，为什么巴黎、柏林、伦敦、罗马都几百年历史了，今天还能保持处变不惊的优雅？
为什么中国城市刚刚建设还不到三十年，就几乎不能适应新变化了，道路就要挖了填、填了再挖？住的房子虽然越来越漂亮，可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却总让中国人难堪：一个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就足以让所有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如遭重锤；一场大火之后，才发现我们的豪宅之侧居然也生活着如此之多的“低端人群”；一家号称“宇宙第一”的房地产集团，因为狂飙突进的速度造成半年之内工地连续崩塌工人不断死伤…
…那么，我们的城市开发建设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又和房子有什么关系呢？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城市开发建设，往往以开发商的单个开发项目为龙头，开发商从政府手里接过“熟地”，就直接盖成房子卖了。开发商只管小区内的规划和建设，房子建得美轮美奂，但周边配套却完全跟不上。
地方政府以“卖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通常只忙于向开发商批地收出让金，却没有余暇和精力，对整个城市开发建设统筹规划。“卖地”收入本应纳入统一开发建设使用，可常常被挪用于时间短、见效快的业绩项目。对于地下基础设施乃至周边配套设施这样不能立竿见影的长线建设，任期制的城市政府少有动力问津。
屋檐下的中国人，因房子获利，也被房子绑架，那是新的斯德哥尔摩征候群。姜立涵的整本小说，写的就是“趋利避害”四个字。很聪明，很直接粗暴，也很无奈悲伤，我们全都无处可逃。万家灯火，除了房子，我们还有什么？
张海龙 诗人、纪录片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