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怨和政治摆布的原因，造成长期的山头对峙，党园伐异，团伙互攻。这一种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损，对中国作家们的危害相当之大。不但危害了创作，而且有时危害了身心。
作家们的第二个毛病是，即使笔下写着淡薄职位，“无官一身轻”之类的鸟话，心里边还是总惦记着怎样才得以为官一把。吟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眼角却总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坛，留意着是否腾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当代的文明的雇佣关系中，向老板负责即敬业。而敬业即使在异国的雇佣关系中，也不失为美德。
传统的、守旧的，然而同时又可能是考虑全面的、正确的，甚至体现着人生的成熟和经验的观念，就是这样，时时处处，受到着新的，也许考虑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于进行长远性考虑的，年轻一代的观念的挑战和冒犯。
在如此这般的种种新旧冲撞之中，其实已经不存在孰是孰非，谁对谁错的裁决准则。面仅仅存在着一种现象，一种事实——中国建国以后的主体观念，正由年轻一代的活法选择，造成着一大面积一大面积的松动，和一处又一处的塌方。
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们，本身大抵便是中产阶层的一员，他们眼中所能见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触到的，大抵是各个“族类”的中产者罢了。于是中产阶层成了他们最为熟悉的“人民”。
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是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一种憧憬，一个似乎距离他们最近，而其实一辈子都难以达到的目标。于是大众文化的人民性，被营造大众文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人”，以中产阶层的生活形态“误会”地取代了。这在电视连续剧中表现得员为明显而且泛滥。其通病是全设了生活的负重感却多了因“牙疼脚痒”面授完没了的“连续”的哭哭闹闹。这一种煞有介事的哭哭闹闹使者百姓每每两眼干瞪着屏幕无动于衷。而电视中的许多专栏节目，采访者的话筒和摄像机镜头，似乎只在中产者阶层中变焦和移位，仿佛再也突破不了这个阶层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丝结成的网，仿佛最广大的平民和贫民阶层早巳不存在了，从中国当代社会中消失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令人最为不安的一种负面社会影响，乃因障碍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员的耳目，使他们对国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营造中国当代大文化的“文化人”们，其实充当着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他们有时过分卖力地粉饰太平，装演盛世，将中国大感觉的种种优患滤去了，虚化了。更严肃地说，当优患成祸之时，这也是一种罪过。
综上所述，我们纵观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成分构成，必会感到，这一阶层似乎缺少某种至关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没错。它缺少的乃是知识分子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阶层成分构成合理的国家，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层的主要成分。
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似乎缺少某种历史的背景，这使它的总体阶层形象未免显得过分单薄，是一种平面的“纸板形象”，而非是一种雕塑般的立体形象。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好比大观园里的头等丫囊忙里偷闲为情人匆匆赶做的一只绣花枕头。
中国之中产者阶层，如能加人“正宗”知识分子们这一种“茶叶后”就好了。
“科研”和工业落后主要由于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畸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深批痛伐过的。
“文人”当官，并不全为着“治国平天下”，也为着一生的荣华富贵。因为“书中自有颧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在他们想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力士拔靴、贵把研墨”之类，纯粹是“文人”们编出来的，是“文人”为“文人”镀金身。既满足着“文人”们一心想当官的精神寄托，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数“文人”们一向“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屈辱。
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一切知识分子，似乎皆不太情愿正视李白也是想当官的，当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闷的这样一个事实。因为那么一来，偶像倾斜，自己们的形象也是会大受损害的。
至今，几乎中国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识分子，总是齐心协力地、心照不宣地维护着李白不愿当官的高傲名声。而在这一点上真正高傲得起来的，却只见越少，不见增多。
中国古代“文人”一旦当不成官，终生布衣，并且家无祖业的话，其生活境况，也着实的可怜。
而在中国，国即党，党即国。
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心理，既不但余悸难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诚。有些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获得“解放”的亢奋并不掺假。有些不过是做戏，心中其实耿耿于怀。耿耿于怀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戏给人的印象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们这一个民族，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不懂这一点的人将被视为蠢蛋。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倾向是——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这是极典型的，中国古代“文人”钻文求官的心理特征。
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皆大同小异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们却并没怎么知识分子化。
因为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据我想来，在价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关于个人之功利的价值取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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