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支书一家正围着一张黑不溜秋的小炕桌吃晚饭。老支书六十来岁,比王大伯小十几岁。他膝下虽没有儿子,却有一个女儿,前些年招赘了个女婿,是村上的会计。
老支书突然将筷子往桌上一放:“听!听!”
老伴也停下筷子,问道:“放筷子干啥?听啥?”
“都听嘛,听到没有?”
窗外很远的地方,传来武红兵的歌声:
要穿白来一身白,
叫一声妹妹挨将来。
要穿蓝来一身蓝,
走路好比蝴蝶翻。
要穿红来一身红,
好比莲花出水中。
……
老支书道:“他又唱这!”
老支书的女儿不以为意:“唱这咋啦?当初凭啥对人家囤子又批又斗的?我要是王大伯,我也偏唱这!”
女婿头也不抬:“不是王大伯的声。”
“别人唱也是他教的,那更是个问题。”老支书一磨脚,下炕出了门。
老伴翻翻眼睛:“个老东西,耳朵倒好使。”
女婿像个乖乖仔似的说:“娘、翠花,我吃好了。”说完,也放下碗走了。
看着女婿的背影,当娘的埋怨当女儿的:“翠花,你以后不兴那样。当着你丈夫的面,你别总‘囤子囤子’的!”
“那咋啦?我喜欢囤子!城里来的知青都我这样,敢爱敢恨!”
当娘的也将筷子“啪”地一拍:“越说越离谱,给我闭嘴!”
村路上尘土飞扬,武红兵赶羊群往前走,王大伯跟在后头。老支书背着双手,叉着腿,斜叼半尺长的烟锅,像拦路的响马似的把他们拦住:“刚才你唱来着?”
“是啊!”武红兵回头又对王大伯洋洋自得地说,“师傅,那么远支书都听到了!”
王大伯挥手:“把羊赶圈里去吧。”
武红兵将羊赶走后,王大伯说:“你别在我面前扎那架势,也不怕知青笑话!”
“王老哥同志,我要代表党和你谈谈话,请!”老支书一手前一手后,如同舞台上的山大王。
“哪儿去?”
“我家。”
“我还没吃饭!”
“我家替你备下了!”
到了老支书家,王大伯把炕桌一占,盘腿大坐,吸溜吸溜地喝了两大海碗菜粥。吃完饭,两人对着脸吧嗒吧嗒地抽起了旱烟。
支书语重心长道:“老哥,你不能再唱那些了,更不能还教一个知青唱。咱吃一堑,得长一智。”
王大伯满不在乎地说:“我唱了,还教了,谁想把我咋样?”
“在坡底村,只要我是支书,谁也不敢把你咋样,更没谁想把你咋样。”
“那不得了?我又没到别村唱去,更没到县里唱去。”
“那倒是。可你唱那些,它不是听着不那么进步嘛!”
王大伯冷冷一笑,反问道:“你听我唱过一句荤的吗?”
支书摇摇头:“没有。”
“那我唱过反动的?”
“更没有!”
王大伯往桌上一敲烟袋锅:“那不得了?我唱的,都是咱陕北人祖祖辈辈传唱下来的。我教晚辈们唱的,也是那些。不教,早晚还不失传?不就是唱了几句哥啦、妹啦,爱了情了的吗?咱俩还不是打小听着唱着活过来的吗?不是当年也暗暗地入了共产党了吗?打起日本鬼子来不也不含糊吗?日子过得这么不容易,不唱唱不把人憋闷死了?日头一落山,咱这坡底村还有点子生气吗……”
支书看他越说越激动,便赶紧打断他:“打住打住,你再说下去,我听的人犯错误了。老哥同志,我不是不许你唱,我是希望你,往后多唱那革命的,应时的……”
“怎么唱是革命的?怎么唱又是应时的?”
支书愣了愣,干咳两声道:“要唱,唱这样的——阶级那个斗争是个呀是纲,纲一举来哎嗨目呀么目呀么呀么呀么张来!……”
王大伯也打断他:“你也给我打住!想当年,我介绍你入党,为的是今天听你教导我?方圆百里,我是二十几年的歌王,用得着你教我怎么唱信天游?嗯?”
支书有些为难:“我也是不得不劝你……”
王大伯用烟锅指点支书:“你呀你呀,你变了!你哪还像当年的你?树上掉下个软柿子都怕砸破你的头!这两年,你不好好带领乡亲们搞生产,整天价跟着搞运动!坡底村有阶级敌人?”
支书摇头。
王大伯生气地说:“没有你运的什么动嘛!鬼迷心窍?打从‘解放’前,坡底村就连个富农都没有,谁家不是早年逃荒的穷人在此落脚扎根?靠运动,你要是能运动出个把富农的,我倒也佩服你!”
支书给自己辩解道:“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搞运动,就是防止出那些人!再说我也不是只带头搞运动啊!我不是也带领咱村的青壮年去山西那边下过矿吗?”
“你那是在人家赵曙光那娃三番五次的说服下才去了的!可你才去了十来天,就把人家曙光一个北京娃调去接替你!万一人家娃在矿上出了事……”
支书满腹委屈:“老哥,我可不是怕自己摊上矿难!天地良心,我是想要锻炼他,培养他!老哥我也六十出头的人了呀!得有个党员接我的班呀,要不咱坡底村咋办啊!”
老哥俩突然没了话,各自沉默着吧嗒烟嘴。正在这时,赵曙光进入:“支书,是您找我吗?王大伯也在啊。”
支书招呼赵曙光脱鞋上炕,问他:“曙光啊,咱村那二十几号人,在矿上表现得怎么样啊?”
赵曙光认真地说:“支书,王大伯,你们就放心吧。大家很团结,也很遵守矿上的纪律。对一半工资归个人、一半归集体,也都挺想得开,没什么意见。大家都了解咱村底子太薄,没有公基金就改变不了面貌,都愿意为积累公基金做出自己一份贡献。我认为咱们坡底村人,集体主义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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