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了,县里还派人审我,逼我签字画押地写证言。连编草袋子那活儿,我也不敢再派向坡底村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把那活儿派给别的村了。”
赵曙光却还不放弃:“那活儿派给别的村就派给别的村吧。但这一次忙,你无论如何得帮我!”
站长紧皱眉看他。
赵曙光:“只要你帮了我这一次忙,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什么事儿了。不不,我这么发誓吧,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站长猛地吸了两口烟:“好,帮你最后一次。我估计,你们那小武,现在肯定和一些接受改造的‘黑五类’关押在一起。我亲侄子是那儿的一名监管人员,我给你写个条,你去找他,向他探听探听情况……”
站长送赵曙光走出回收站大门,叮嘱他:“如果又惹出什么是非来,可千万别出卖我和我侄子啊!”
赵曙光:“绝不!”说罢,匆匆而去。
站长望着他背影,自言自语:“这么仁义个青年,怎么忍心不帮他呢!”
一块白牌子上竖写着几个黑字——“黑五类学习班”,无非是有操场的一个大院子,内中有一排破房子而已。
赵曙光站在院门外,焦急地望着那排房子。
一名监管人员,匆匆从房子里走出来。他走出院门,对赵曙光说:“我替你偷偷问他了,他说那话他确实是说过的,而且已经向审问他的人承认了。”
赵曙光:“你没告诉他,坡底村的乡亲们和知青们,绝不会对他的冤枉不管的?”
监管人员:“我可不敢对他说你这种话!你快走吧,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这两盒烟还你,我要是收了,日后一旦受牵连,长十张嘴也说不清楚了。”
他将两盒烟硬塞入赵曙光兜里,转身就往那排房子走……
县“革命委员会”某办公室里,李君婷在后悔莫及地哭,并哀求:“叔叔,您就把武红兵放了吧,我求求您了。怎么可以这样呢?”
坐在她对面的,正是到坡底村去的那中年干部。他阴沉着脸对着李君婷,口吻严肃地:“别哭哭啼啼的嘛,别人进来看到了,影响多不好嘛!”
李君婷:“我只不过让您吓唬吓唬他,没叫您动真的!”
中年干部大摇其头:“孩子话!简直是孩子话嘛!一点儿政治头脑都没有嘛!是你郑重其事地向我反映情况的。是你自己强调为阶级斗争性质的现象的。当时听你反映情况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同志,对不对?我们都是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代表着一级红色政权。搞政治是我们的使命,关注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我们的责任。政治不是儿戏,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有时必须采取极其严峻的方式来进行。怎么能大张旗鼓地抓了一个人,过几天又随随便便地放了呢?那还有红色政权的权威可言吗?”
他拉抽屉,拿出文件来,翻开,放桌上,推到桌边,又说:“这是记录,你自己看,有你的签名。我们认真对待了,我们下指示侦察了,我们掌握证据了,昨天武红兵也都一一供认不讳了。事实证明,你反映的情况并无虚假捏造的成分嘛!你父亲是‘红线’上的重要干部,你作为他的女儿,做得完全正确嘛!而且,据我看来,坡底村的问题比你反映的情况还严重!那个支书,仗着自己党龄长,仗着当年掩护过某些老家伙,在他们被打倒后,拒不划清和他们的以往关系,对于‘文革’有抵触情绪,对于县‘革委’的各项政治指示,一向阳奉阴违,能敷衍就敷衍……”
李君婷打断他:“别说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中年干部皱皱眉头:“那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样吧,我这儿的电话能打长途,今天是星期日,你父亲也许在家,你往家里打电话,要是你父亲果然在家,你问问你父亲,我们该不该放人。如果他说该放,那我就当成北京的指示,立马放人。”
他起身抓起电话,拨了两下,朝李君婷递话筒:“我已经替你拨通了区号,你来接着往家拨吧。”
李君婷抹了把泪,快速地拨号码,话筒那端传来拨通的音响,接着传来李父的声音:“喂,哪位?”
李君婷又要哭了,一手捂嘴,流泪不止。
电话里,李父的声音显得很不耐烦:“哪位同志,说话啊!”
李君婷捂嘴的手还是没放下,话筒里就传来电话挂断的声音。
中年干部从李君婷手中将话筒拿过去,放下,不无得意地:“为什么不说话呀?心里明白,你父亲那也不会主张立刻放人的,也怕把父亲牵连到不正确的事件中,是不是?能这么想,证明你还不是一点儿政治头脑也没有。小婷,也许,我们今天的做法的确是‘左’了点儿。但‘左’有什么可怕的呢?无非是使某些人受了点儿冤屈嘛!却可以警戒大多数人啊!将来某年某月,也许会纠正嘛!你们是红卫兵的时候就不‘左’了?还不是‘左’得一塌糊涂嘛!为你负责,我们认为你已经不适合继续在坡底村插队了。叔叔亲自派了一个人,今天就陪你回去,帮你把你的东西取来,你先在县‘革委’宣传部工作。这样不是挺好的吗?不要再因为这么一件小事跟叔叔闹别扭了,啊?”
他掏出手绢,要替李君婷擦眼泪,李君婷却猛地推开他:“别碰我!”说着,冲出了办公室……
李君婷冲出县“革委会”的院子,马路对面,正在走来走去的赵曙光喊了一句:“君婷!”
李君婷在人行道上奔跑着,跑到一处铁路路口,横杆正缓缓放下,她不得不站住,胸脯剧烈起伏,泪流满面。
赵曙光追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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