孀的作风姐夫应该完全知道，他既然插手这桩婚事，照说事前他就应该调查研究一下，摸清到底有多少可能性。大姐信上说无视菅野家的好意，姐夫就很为难，所以亲事成不成还在其次，只希望雪子妹妹去和对方见一次面。既然这样的话，姐夫就该为雪子想想，预先去信菅野遗孀征询一下是不是已经作了调查研究，这点儿关怀姐夫照说应该有的吧。光传达一下对方的要求，那不是太虎头蛇尾了吗？到头来这次相亲只叫贞之助、幸子、雪子白白讨个没趣，别的什么也没捞到，他们三个人的行动仿佛只是为了顾全姐夫的脸面而已。贞之助觉得他自己和幸子倒也罢了，暗地里担心姐夫和雪子的关系会不会因此而恶化。还算好，这两封信碰巧寄到幸子手里，没有寄到长房去。幸子听了她丈夫的意见，故意拖了半个月才给她姐姐写了封信，信末说：“菅野家的大姐来信了，那桩亲事进行得似乎不怎么顺利。”并且还加了一笔：“希望姐姐婉转告知雪子妹妹，要是不便开口，不说也行。”
第八章
又过了半个多月，到了七月上旬，贞之助因事去东京两三天。回到家里告诉幸子说：“那次相亲以后，雪子妹妹的近况怎样，我总有点放心不下，趁有半天的空工夫，我去了涩谷一次。没见到姐夫，大姐和雪子妹妹都很好。雪子妹妹说要给我做冰糕，上厨房去了。我趁机和大姐聊了一会儿天，可是压根儿没提起上次相亲的事情。本来我想了解一下菅野遗孀有没有来信把对方为什么不中意雪子妹妹的真实情况告诉长房，究竟是没有来信呢还是来了信而隐瞒着不说，看样子大姐尽量避免提起这件事，却只管翻来覆去地说今年是母亲二十三周年的死忌，再下个月大家都得去大阪。她又说雪子妹妹不像大家所担心的那样，她生活得挺好，大概是看到马上又可以去关西的缘故吧。”
“大姐说：‘母亲死忌的正日是九月二十五日，打算提前一天于二十四日星期日那天在善庆寺做佛事，所以辰雄和我星期六就得去大阪。六个孩子都带去太麻烦，到底带谁去还没决定，看来只能把辉雄等几个上学的孩子都留下，正雄和梅子没法不带去。可是让谁看家呢？照说雪子妹妹能留下看家最合适，但又没法阻止她参加母亲的死忌佛事。这样一来，看家一事只能交给阿久，此外就无人可托。好在只有两三天工夫，大概没问题。可是一行六个人住到哪里去呢？六个人住到一个地方去，又怕麻烦人家，只能分成两处歇宿，我可能去二妹那里挤一下。’”贞之助说完又补上一句：“还有两个月哩，大姐现在就操起心来了。”
其实，最近幸子本来就想写封信去打听一下今年母亲二十三周年死忌准备怎样办。因为前次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父亲十三周年死忌时辰雄没有来大阪，只在道玄坂附近一座和善庆寺同属净土宗的寺院里草草举办了一次佛事。原来那年秋天长房刚刚搬到东京，正忙于安家，再让他们大批人马立即来大阪做佛事，确实够呛。所以姐夫知会大阪亲友说：“这次亡父忌辰将在东京举办佛事，诸亲友如趁便来京参加，非常感谢，但不敢劳驾专程赴会，届时希各自去善庆寺献香为幸。”同时每家还分发春庆漆香盘一只。幸子看出姐夫这样做也多少有他的理由，不过他的真心是为了省钱，因为如果在大阪做佛事就必须办得体面，他担心会浪费很多钱。父亲生前喜欢捧艺人，所以在他三周年忌辰时还有很多演员和艺妓参加，当时在心斋桥播半摆的开斋宴会上，还有春团治演出的相声余兴，排场盛极一时，不禁叫人联想到莳冈家过去的荣华。辰雄由于吃了那次铺张浪费的苦头，所以等到昭和六年七周年忌辰时，请帖只发给至亲好友，可是到会的人仍然很多——有的是没忘记忌辰，有的是听别人传说的。原来打算一切从简，不在酒楼设宴而在寺院里吃便饭，可是这计划行不通，结果还是在播半办了酒席。有的人为此而高兴，说：“死者是喜欢摆阔的人，为亡父做佛事多花几个钱，是对死者的孝顺。”不过辰雄当时就说：“凡事都得合乎身分，莳冈家今非昔比，以后做佛事得更加俭约才对。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体谅我现在境况不宽裕。”这般那般的说了一大堆理由，因此十三周年忌辰就故意没有在大阪做佛事。亲戚中有些老人指责辰雄这种做法，说什么“从东京跑一趟大阪给父亲做佛事又算得了什么，听说长房近来变得特别俭约了，可是这非比其他的事情，即使多花几个钱，不也是应该的吗？”像这样的非难很多，鹤子夹在中间很为难。那时辰雄辩解说，等十七周年忌辰去大阪补补数就行。由于有过这样的先例，幸子惦念着今年母亲的佛事不知怎样办，如果还在东京举行，亲戚们说闲话还在其次，自己姐妹们都要不满意了。
辰雄姐夫根本没有见过母亲，自然说不上有什么感情。可是幸子想念她母亲又不同于想念她父亲，她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大正十四年十二月，五十四岁就患脑溢血死亡的父亲，也不妨说是短命吧；可是母亲却是在大正六年才只三十七岁的盛年去世的。一想起来，自己今年正好是母亲逝世那年的年龄，长房的大姐则比当时的母亲大两岁。在幸子的记忆中，母亲比现在的大姐和她自己还要美丽清秀得多。不过，这和母亲去世时周围的状况以及病情等等有很大关系。当时幸子还是一个十五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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