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的部长在事业上的冲劲是出了名的。
最初，他在波恩只是被人嘲笑，后来，人们认为他“天真”，最后称他为“一种现象”——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所有的前任，都由于遭到代表医生和药剂师利益的院外活动集团的反对而失败了。这个院外活动集团由于惧怕任何改革而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抵抗阵线。可是，这位部长以惊人的速度推动他的卫生改革，使院外活动集团的防线逐渐崩溃了。他成功地止住了德国卫生事业的大量支出。
由于这件事的成功，他为保险公司和国家节省了一百个亿，并使医生和生产药物的大公司安分下来。
在1993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他平时那种泰然自若的自信完全消失了。他把记者们叫到他的部里来。他显得疲惫不堪，迟迟不肯讲话，脸色苍白，眼眶下面有黑圈。
“女士们，先生们：我把你们请到这儿来，为的是向诸位坦诚相告一些情况。同时我向诸位保证，这是我担任部长职务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麻烦。”
然后，他铿锵有力地说了下去。
记者们打开了他们的录音机。几乎没有人动笔，他们只是洗耳恭听。最初，谁也没有提出问题。
这位部长简短而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们一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在柏林的德国联邦卫生局，一个拥有3000多职员和各种各样研究所的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医学监督机构，将要进行改组，并置干部长本人的管辖之下。局长和其他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已被解除职务，并且他们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原因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里缺乏办事能力。”
这“非常敏感的领域”是什么？是输血。
德国联邦卫生局是全民族的卫生监督机构，作为这样一个机构，它不仅有责任保护健康、环境和消费者，还必须对血液的来源和分配实行极为严格的管理，对那些生产血液的组织和私人公司进行严格的监督。
可是，恰恰是这个“高度敏感的领域”，似乎成了赚取数十亿马克的赌场。大量的金钱由于贿赂而流失了，监督被忽视了，警告被当作耳边风，缺乏有效的检验或者根本不进行有效的检验，检查被放松了。
结果发生了一切可想象的情况中最坏的情况：在医院、德国红十字会的血库里，出现了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和血样，于是，生产者突然实施“回收行动”。
10年以来，血友病患者们怀着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的心情愤怒地指出，柏林卫生局及其所属的专业委员会，推行一种轻率的、甚至是欺骗性的安抚政策，对血友病患者协会的种种请求和要求置若罔闻。早在1985年，血友病患者中有一半得了艾滋病。而德国联邦卫生局是怎么说的呢？必要的检验和消毒技术尚未完全成熟！不过今天，一切都受到检验，尽管这样，制药厂在生产的时候，仍无法完全保证安全，不过，危险充其量为一比一百万。
谎言，还是自欺欺人？人们逐渐看清本世纪最大的医学丑闻的真面目：欧洲以及美国的工业界，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勾结大大小小的官僚——他们曾宣誓忠于职守，有责任保护那些血友病患者，可是对后者的死亡他们似乎无动于衷——使成千上万的血友病患者死于非命。事实证明，美国一家大型制药企业的董事长托马斯-德里斯的话是对的。他说，工业界为了谋取数十亿的利润，在有关当局的默许下，拒绝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成千上万的病人。
许许多多的病人成为牺牲品。许多人保持沉默，由于羞惭避而不谈自己得了“色情瘟疫”；另外一些人，为了得到一笔少得可怜的钱，对第三者放弃任何要求；而新的受害者通过工业制剂已经被传染。血友病的原因是先天性缺乏凝血蛋白因子，结果导致血液无法凝结，引起出血不止。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血蛋白制剂变成了一种赚大钱的买卖。
多少个灾难性的年头过去了，可是，那些生产厂家，还有那些血浆库和血库，仍旧采取一切手段抵抗以下的法令：对来源未经检查的血液必须进行检验。结果是：艾滋病这一死神走进了手术室。
工业界和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想必从1983年春季才认识到艾滋病会给血液制剂的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觉得，必须保护无辜的受害者不受这股死亡大潮的侵袭。他们有了办法：对血制品进行消毒。这种可能性已存在多年，而且由于肝炎传染的危险而变得重要起来。
可是，不管是黄疸病还是艾滋病，工业界照旧猛烈攻击所有的法令，因为这影响到它们的“经济自由”。在血制品生产部门的压力下，联邦卫生局只好说：“有可能被忽视的危险为一比一百万。”
终于，在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感染之后，1985年当局公布了对血制品普遍进行消毒的法令。可是，就在当年乃至1986年，当局并没有对法令的执行进行监督。
最后，虽然法令的执行受到了监督，但新的死亡事件不断发生，不难看出，这些法令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终于，历史上最大的药物灾难发生了，这同时也是人间的一场悲剧，官使数不清的无辜者，不管是病人还是受到感染的亲属，丧失了幸福和生命。它向世人昭示，人的贪婪和冷漠会造成道德的堕落。
这种情况在我们这儿延续了10年，终于有一个部长鼓起勇气，决心彻底清除这一毒瘤。
艾滋病这一死亡的阴影似乎降临到所有公民的头上，重大的艾滋病丑闻发生了。
“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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