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和一粒大衣纽扣做成了一枚戒指。我们交替戴着这枚戒指，引得我们纵声大笑，失去了当初训练的缘由。从此以后我知道，我的手指不应该突然向上弯曲，而始终应该渐渐向上弯曲。这样的话，手指节骨在他的牙龈旁，他也就无法说话了。有时候，阿布吻手的时候，我会想起和保罗练习的情景来。于是，我指甲的疼痛和唾沫不会使我感到屈辱了。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但我不能挑明这一点，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声大笑的。
在我和保罗居住的塔楼房旁边，人们溜达时从大街上或者从小汽车里可以看到大楼入口，还能仔细观察下面楼层的动静。从六楼再往高处，房子就太高了，当然你需要各种技巧才能看得到细节。此外，塔楼房大约在其中间高度位置开始向外弯曲。如果一个人仰望时间很长，他的眼睛就要跑到自己的额头上去了。我经常做这方面的试验，我的脖子都累酸了。塔楼房十二年前就是如此，从一开始就这样，保罗说。如果我想给某个人解释我住在哪儿，我只需说我就住在那幢滑落的塔楼房里。城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在哪儿，都会问道：
你不担心那房子倒塌吗？
我不担心，里面有钢筋混凝土呢。因为这些人在含沙射影的同时还朝地下看去，仿佛我的脸会让他们头晕眼花似的，我就说道：
还不如说所有其他的房子倒塌呢，在这座城市里。
于是，他们点点头，以捕捉脖子上血管的跳动。
我们的房子位居高处，对我们来说是有利条件，但也有缺点，我和保罗从这里无法看清楼下发生的事。从八楼那里就无法看清比行李箱更小的物体了，那么有谁并且在什么时候扛着一只箱子，就不得而知了。衣服变得模糊起来，它们的颜色成了大斑点，头发和衣服之间的脸孔成了小斑点。你完全可以猜测，鼻子、眼睛或者牙齿在小斑点里是什么模样，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可以从走路姿势判断，是老人还是孩子。塔楼房和商业大街之间的草地上堆放着垃圾桶，垃圾桶旁边是人行道。
从人行道出来有两条小路常常会错过，就在垃圾桶附近。从这里高处俯视，垃圾桶就是被翻乱了的没有柜子门的柜子。每月一次垃圾被焚烧，烟雾冉冉上升，侵蚀人的身体。如果窗户没有关上，人的眼睛会酸痛，脖子会生疥疮。这种事大多数发生在商业大街上，很遗憾我们只看到了它们的后门。正如我们常常清点的那样，我们从没有成功地将二十七个后门分摊到饮食店、面包店、蔬菜店、药房、酒吧、鞋店、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
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还有老鼠。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
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当时是新搭建的，鞋匠说，木板墙当时也有。我的前任没想到，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那些木板他并没有用过。我把钉子打了进去，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儿、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儿上面之后，就没什么要咬的了。老鼠咬，我得掏钱，这可不行。尤其在冬天，因为饥饿在增长。木板后面的空间大得像大厅。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那是一个节假日，我到店铺来，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整个地板在颤动，发出吱吱尖叫，他说，全是老鼠窝。它们不需要门，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墙上到处都是插座，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人们想节省混凝土，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战争总是会有的，他笑了起来，可不是在我们这里。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他们不会来。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想要征服我们，那是要付出代价的。每一个国家因为没有我们而感到高兴，甚至俄国人也是。
驾驶员过来了，他在吃一个小面包，一副不急不忙的样子。他的衬衫又从裤子里滑出来了，好像他一直在开车似的。他的手里拿着那个小面包，鼓着腮帮子，抚摩一下自己的头发，一张哭丧着的脸，像是咀嚼时需要那样。在台阶这里他迈着优雅的步子，但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对我们做出一张冷脸，好让车上的人谁也不敢对他说什么。他上车了，另一只手里拿着另一个小面包，第三个小面包从他的衬衫口袋里露了出来。有轨电车徐徐开动。
带孩子的那个父亲这时已经把他的大腿从过道里伸到了座位中间。孩子在舔车窗玻璃，父亲抓住孩子的脖子，好让他那淡红色的小舌头够得着上面的玻璃，而不致从那里掉下来。孩子转动脑袋看看，一把抓住父亲的耳朵，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他没有将孩子湿漉漉的下巴擦干净。或许他在倾听。可是他不知道想到哪儿去了，透过车窗玻璃上的唾沫向外看，窗玻璃变成这种样子似乎是因为玻璃上面自己滴下唾沫。他的后脑勺上长着兽毛一样浓密的短发。那上面一块伤疤的地方没长头发。
夏天来临，有人开始穿着短袖衣服四处闲逛。那时候，我和保罗有整整一个星期怀疑一名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人每天七点五十分空着手从商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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