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2日，这一天是我接受日本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我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两只脚搁在迷你冰箱里——在炎热的夏天，怎么凉爽就怎么来了——等着日本最负盛名的读卖新闻社随时都会打过来的电话。
我想得到一份记者的工作，否则就得当无业游民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夜晚，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求职活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就在一年前，我还沉溺于安逸的大学生活，对自己的未来漠不关心。我当时是在坐落于东京市中心的上智大学(1)攻读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同时为学生报写些文章。
不错，我有一定的经历，但没有一种经历可以成为我职业生涯的开端。我是从教英语开始做起的，现在做的是把英文版的功夫教学录像翻译成日文版的，收入相当可观；加上偶尔给有钱的日本家庭主妇做做瑞典式按摩，我的收入足够应付日常的开支，但学费还是得靠父母替我交。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的大多数同学在毕业之前就已经敲定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俗称“内定”（这种做法虽然违反就业规定，但每个人都这么干）。我也从索尼电脑娱乐公司那儿得到了这样的许诺，机会好是好，不过我得因此延长一年学业。
这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工作，可那毕竟是索尼公司啊。于是，在1991年的年底，趁着课程压力不大，自己又有的是时间，我决定埋头苦学日语。我下了去参加大众传媒专业考试的决心，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读研究生，然后试着找一份职业，当一名能用日语工作和写作的记者。
我曾异想天开地以为，我都能为校报写文章了，为一份拥有八九百万读者的全国性报纸写文章应该也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在日本，想在大报开拓职业生涯的人并不需要从地方小报兢兢业业地做起。这些大报每年都会直接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大量的记者，不过，新人必须先通过一个标准化的“联考”——可以说是报业的SAT考试(2)吧。
这类考试通常是这样进行的：有抱负的记者都可以到一个大礼堂去报到，参加为期一天的测验。如果你的分数达标，就会得到一次面试的机会，然后还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在面试中表现得都挺不错，而且面试官也喜欢你，那么，你可能就会得到一份工作的许诺。
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被日本的报社录用。换句话说，一个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犹太小子要想得到这么高端的日本新闻团体的青睐，得有什么样的机遇啊？但我当时也没太在意。我想，只要有东西学，有目标，即便达不到目的，在追求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收获。
最起码我的日语会有所进步吧。不过，我应该去申请哪一家呢？日本的新闻媒体多如牛毛，也比美国显得更有活力。在日本，《读卖新闻》的发行量最大——每天1 000万份以上，所以，它也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一直紧随其后（现在这个差距有点拉大了，但仍位居第二）。
人们常说，《读卖新闻》是自民党（即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主宰着日本政坛）的喉舌，《朝日新闻》是社会党人（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的党报，第三大报《每日新闻》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这家报社根本摸不透是站在哪个党派一边的。
《产经新闻》可能是当时的第四大报，一般认为这份报纸是为极右翼分子说话的；有的人说，它的可信度跟超市小报差不多。不过，它常常也会登一些挺不错的独家新闻。共同通讯社（共同社）相当于日本的美联社，这家新闻媒体就更让人摸不透了。
它的前身“同盟通讯社（同盟社）”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的官方宣传部门，战争一结束，它就独立出来了，但和日本政府仍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此外，电通社——日本（乃至世界）最强大的广告代理机构——拥有共同社的控股权，有可能干涉共同社的新闻报道。
不过，让共同社成为众多记者趋之若鹜的一流通讯社的，是它的工会——每个日本记者都羡慕的地方。共同社的工会保证记者能够享用到他们应得的假期，这在日本的大部分企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还有一家叫时事通讯社（时事社），有点像共同社的小弟弟，但肯吃苦耐劳。
它的读者群较小，记者也较少。有个笑话说，时事社的记者都是在看了共同社的报道之后才动手写自己的报道的——真是残酷行业里的一个残酷玩笑啊。起先我挺看好《朝日新闻》，可后来发觉这份报纸一有机会就说美国的坏话，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这种做法似乎和我对大多数日本人的印象不太相符。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把美国看作一种民主之声，在将自由和正义遍布自由世界。《读卖新闻》的社论读起来相当艰涩（行文极为谨慎而暧昧，而且使用大量的汉字），但国内新闻栏目的文章的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人口贩卖”一词尚未成为流行语的时候，《读卖新闻》就刊登了一系列很有深度的文章，犀利地披露了那些被偷运到日本从事性工作的泰国妇女的境况。这组文章对待那些妇女的态度比较庄重，对警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作为持批评态度（尽管含蓄了点）。
在我看来，报纸是坚定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是在为正义而战。朝日新闻社和读卖新闻社的考试在同一天举行，我报名参加了读卖新闻社的考试。考试是读卖新闻社的新闻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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