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就不停地问这问那，最终还是转到了他十分想问的问题上：“你会不会说希伯来语？”我不会。他显得很失望，我便问他为什么对此有兴趣。“是这样，我注意到有很多以色列人在贩卖手表、珠宝和名牌货——当然是冒牌货——在车站附近的大街上，”他说，“我认为他们都要向压酷砸支付保护费。
”当时，我真的对压酷砸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他们是恶棍，会使用暴力。但除此之外，我就没有太在意了。当然，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了。他一边向我介绍这里的情况，一边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点着，尽量不让自己咳嗽。“这样吧，你是外国人，”他接着说道，“也许你可以跟他们谈谈，打听打听。
我们想知道压酷砸勒索一次能得到多少钱，是怎么成交的。怎么样？”我说，我很乐意去打听，不过不会用希伯来语。金子把一个名叫初甲斐的记者叫了过来，指派他当我的编辑。我拿到了一支笔、一个采访本和一台录音机，进新闻组不到30分钟就被送出门外了。
街头摊贩到处都是，尤其是在车站附近。他们大多看上去像在做泛亚旅行的以色列人，在那儿卖他们从尼泊尔或西藏带过来的小物件。其中一些人还卖他们在泰国买来的冒牌名表和冒牌名包。我在一个摊贩对面的美仕唐纳滋店里坐下，开始观察起来。
我等了两天，消灭了不少甜甜圈，终于看到两个身穿白色宽松长裤和花里胡哨的印花衬衫、头发烫得很卷的日本人朝一个以色列摊贩走去。他们显然是恶棍，其中一个个头高高的，额头宽宽的，却让另一个身材矮小的家伙带路。
我走出甜甜圈店，若无其事地在附近溜达着。他们堵在摊贩桌的两侧，我听见那矮个恶棍对以色列人说了四五个词，其中一个词听起来像“地场费”，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那摊贩用希伯来语嘟囔着，从摊贩桌的抽屉里掏出一叠现金递了过去。
矮个儿压酷砸把钱交给高个儿压酷砸，高个儿明目张胆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数起钱来，然后装进口袋走了，那摊贩又继续做他的生意。我走到那个以色列人跟前，把他的珠宝打量了一遍，同情地摇着头说：“没听说过街头摊位还得交租金啊。
”那个以色列人把他的马尾辫甩到背后，疑心重重地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儿，看我像是个外国人，才放松了警惕：“要是不想让警察或者那些家伙跟在你屁股后头转，你就得交。他们拿走我赚的30%到35%。”“咦，他们怎么知道你赚了多少？
”“他们知道，”他说，“他们会先查看摊上摆出来多少，等他们转回来时再过目少了多少。你瞒不过他们。”“那你为什么不去找警察？”“你一定是刚来这儿的，兄弟。我拿的是旅游签证，要是我去找警察，那还不得坐牢啊。
压酷砸知道这种情况，我也知道。这就是在这儿做生意的代价啦，没办法。”“真倒霉，”我说，“我自己也正打算干这买卖呢。教英语太没劲。”“这有赚头，”他说，“周末卖得好可以赚到10万日元（约合1 000美元）。
这儿的生意还不错，但听说没有横滨好。”我给了他几个甜甜圈，泡在那儿听他讲他的泰国历险记。大约过了30分钟，另一个以色列人开着一辆厢式货车过来了，还带着他的日本女友，他们便开始卸货。原先的那个以色列人把我介绍给他们，后来的那个以色列人名叫伊基，他不失时机地带着浓重的以色列口音发起牢骚来：“这帮胡（混）蛋！
我恨他们。我们赚得越多，他们拿得越多。我什么也不想给他们。可惠子说……”他说着，指了指他的女友，“那样会坏事的。”惠子点了点头。她先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接着就聊了起来：“你知不知道住吉会？”我还是听说过住吉会的。
他们是在东京圈内活动的规模最大的压酷砸派系之一，一般不会动粗。显然，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持住生意。我们谈着谈着，伊基开始显得烦躁起来，我不说日语了，改用英语跟这两个摊贩谈论了一下天气，然后便返回了新闻组。
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金子，他喜形于色，这让我也感到很满足。“‘地场费’是什么意思？”我问。“这是‘场地费’的行话。压酷砸不说‘场地费’，而说‘地场费’。他们喜欢把一个词颠过来倒过去地念，这样，老实巴交的市民就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这是一般的行话，是用来勒索街头商贩的。”金子接着对我说：“写篇文章吧。”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了。文章的观点就是，压酷砸在向那些不敢向警察求助的外国摊贩敲竹杠，这是有组织犯罪的一个新财路。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力，但还是觉得文章写得不太像样。
我对这个国家新制定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法》还不是十分了解，也没有任何警方的人脉关系来加大报道的力度，结果看起来很像是Journalism 102网站(4)上的文章。初甲斐把文章大致看了一遍，委婉地说道：“不错，这个出发点很好。
我这就去和千叶警方谈谈，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然后再综合一下，争取刊登在地方版上。”等我星期一来的时候，金子兴奋地跟我打招呼：“阿德尔斯坦，好消息！今天新闻不够数，你的文章准备上国内版了。晚刊的！”他让我明白了，对一个地方组的记者来说，能让“独家新闻”刊登在国内版上算是一大成就了。
我突然兴奋起来，他也几乎跟我一样兴奋。头条新闻是这样的：“有组织犯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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