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瞄上非日本籍的街头摊贩。压酷砸利用（无法寻求警方保护的）非法劳动者找到榨取‘租金’的新途径”。也不知为什么，这篇报道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足以保证它成为全国性的新闻，起码那一天是这样。没有署名，这是理所当然的——连资深记者都很少有机会得到署名，我还有什么资格抱怨呢？
总之，这是一篇还算不错的新闻报道，井上也在同一天早上打来了祝贺的电话。我在国内版上刊登了一篇独家新闻，而我竟然还不是个正式员工！我觉得多了一点自信，决定在进入工薪族生活前抽出一点时间去旅行。读卖新闻社有这样一项制度：允许新员工向公司无息贷款，在开始上班之前到国外去旅行。
这是一笔慷慨的救济款，也足以让你变成为公司忠心耿耿地卖命的雇员；不过，我还是利用它订了一个在香港待上数月的计划，到那儿学我向往已久的中国武术咏春拳去了。不过好景不长，读卖新闻社很快就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坏消息：公司没能把我的工作签证办下来，他们说，我必须马上回日本去处理，否则我的工作就有可能泡汤。
老的入国管理局离《读卖新闻》总部不过三分钟的路程。这是一幢光线昏暗、破旧不堪的老楼，一、二层楼里总是挤满了愁眉苦脸的外国人。我接到一张明信片，要我到这儿来接受面谈，还得等上一个多小时。等候区里有两个小孩（日本人和菲律宾人的混血儿）在横冲直撞地疯跑着，他们的母亲和她的经理正在因为她的签证跟办事员争吵着什么。
我等在那儿的时候就成了他们的人肉攀爬架。年纪小的那个小鬼5岁左右，正在用他的手指抓住我的鼻子吊在那儿玩，这时叫到我了。我哄着他放开手指，然后朝后面的那个房间走去。跟我面谈的是一位老官员，满口金牙，灰白的头发用发蜡光溜溜地梳向两侧。
他想用英语面谈，我就随了他。“你准备从明年4月开始在《读卖日报》工作？”“不，我准备从今年4月开始在《读卖新闻》工作。”“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是的，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日文的那种。”“那你是个摄影师咯。
”“不，我准备当记者。”“记者？你用日语写文章？”“是的，所以是去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而不是《读卖日报》。”“读卖新闻社的《读卖新闻》？”“是的。”“如果你用日语写文章，属于国际业务还是本地业务？
”“我不清楚。你是入国管理局的。”“哦。你有合同吗？”“没有。我将是正式职员，‘正社员’(5)。”“正社员？你不是日本人吧？”“应该不是。”“那你要有合同。”“我没有合同。我是正社员。正社员没有合同，是终身雇用的。
”他挠了挠头，从齿缝间吸了口气：“我认为你应该去要份合同。拿到合同后再回这里来。”“什么时候？”“你有了合同的时候。”“好吧，到时我找谁？”这个问题让他觉得有点不好办，他似乎意识到他可能真的要为我的签证申请负个人责任了。
我看到他的眼珠朝左上方转了转，一定是在想办法把我移交给别的什么人，结果，他还是很不情愿地把他的名片给了我。“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走出入国管理局，脑子里一片混乱，心里有点生气。我已经实现了日本梦——在大公司里正式就职，我可不想让什么破合同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我的头上。
我想要的是这样的职业：终身雇用，享受公司的医疗保障，有吃香的名片，有干不完的工作，还有一个更风光的签证。我到《读卖新闻》总部的接待处去找人力资源部的人去了。那个部门的一个要人亲自下来见了我。我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解释了和公司签订“合同”的想法并没有让自己感到非常兴奋的原因。
(6)我以为他会敷衍几句像“哦，那就没办法了”之类的话，然后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而我还在等他们赶紧拟一份合同给我。出乎我的意料，他一眼不眨地看着我说：“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无聊的事情。我们已经聘你为正式职员，那就是你的身份。
你的同事没有一个人拿到过合同，你不应该有任何不同的待遇。”他从我手中要去了入国管理局那家伙的名片，让我回家去。“这个问题我会处理。”他说。第二天早上，我正吃着一碗森永牌巧克力片，入国管理局来电话了。电话里的那位年轻女子问我下午2点方不方便过去填一下表格。
我有点吃惊。在日本住了5年多，我从来没有听到入国管理局问过我“方不方便”。我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好的，2点可以。”当天下午，我一走进入国管理局的等候室，立刻就被人带到金牙先生的办公室去了。我刚走进去，他就站了起来。
“很抱歉给你带来了困扰，你的情况与众不同。你把护照带来了吗？”我把护照递给了他。他出去不到5分钟就回来了，护照上有一个3年的签证，允许我从事“国际业务与人文知识”领域的工作。他说了句祝我好运的话，便神经质地匆匆把我送出了门外。
我不知道是入国管理局接到了恐吓电话，或只是程序上的问题而已，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读卖新闻社背后的影响力。那年的4月1日，在公司总部举办的仪式上，60名新人全体宣誓就职，成为读卖新闻社的员工。
公司总裁讲了话，有人宣读了我们的名字，给我们照了相。我已经在就职前的活动中（包括在读卖巨人军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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