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和新闻组真可谓是名声在外啊。一位曾被分配到那儿去的前任记者在媒体业界杂志《创》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通篇言语尖酸刻薄。文章的标题是“《读卖新闻》：我三个月的幻灭生活”，倘若你还不得要领，请看副标题：“幻想、绝望、痛苦之后的最终决断”。
这篇揭露文章记录了作者被迫24小时连轴转地干着没完没了的琐事的经历。文章讲到了一件编辑如何侮辱年轻记者的事情——编辑偶然发现那个记者用了一个报社的批准使用汉字清单上没有的汉字，便失去理智，对着他破口大骂，还拿起凉鞋朝他头上扔了过去。
文章还提到，每天晚上一到6点，酒气便在新闻组里弥漫开来——编辑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宣布工作时间结束，然后开上一瓶酒……我来谈谈我自己在报社的第一年是怎么过的，权当是那篇文章的一个不完全的佐证。我之所以说“不完全”，是因为我认为那位作者实际上不了解实情，实情是这样的：日本记者第一年的生活是一段精心策划的肉体折磨，中间会穿插一些在职培训的内容。
如果你挺过了那一段时间，状况就会变得好起来。如果幸运的话，你还会得到可以让你颐指气使的新人，开始领悟新闻业的基本规则。读卖新闻社最近才决定提升浦和新闻组的地位，多半是因为我们的死敌朝日新闻社将它的浦和新闻组交由社会部（包括首都和国内新闻）统辖。
这意味着，要进行一次重大报道时，我们的新闻组只能用上地方组的微薄人力，而朝日新闻社的新闻组却可以召集起上百名的记者军团到埼玉来。《朝日新闻》开始对《读卖新闻》大动干戈了，觉得受到愚弄的《读卖新闻》的掌权者们决定要一争高下。
在这场浦和战役中，有四个新人准备成为炮灰：辻、高知、吉原和我。在日本的企业生涯中，和你同时进公司的人，尤其是在第一次任命时和你去同一个地方的人，就成了最亲近的家伙，可以说就是一家人。你们是“同一期的”这个事实会形成一条奇妙而重要的纽带，只要你们在公司里，这条纽带就不会断，甚至在你们离开公司之后也往往断不了。
这和年轻压酷砸的结拜兄弟有一拼，只不过在那种仪式上要喝交杯酒：一种一诺千金的盟约。我极其幸运，早在读卖新闻社的宣誓就职仪式上第一次碰面时，我就立刻喜欢上我未来的战友们了，他们似乎也喜欢我。吉原淳22岁，小我两岁，看上去像个流行偶像。
他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商学部（这种情况很罕见，虽然有许多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大众传媒业工作，但通常都是来自新闻系的），身材高大，体形健美（他一直在踢足球），但脸色苍白得跟白种人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叫他“鬼脸”，我现在想起他的时候还这么叫。
直树辻，“法国佬”，25岁，也是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他也不是新闻系的，而是法国文学系的。我们4个人当中他最聪明。他的头发总是梳理得一尘不染，身上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手上老是捧着一些晦涩的日本小说或法国名著，显露出多愁善感、富有教养的风度。
当然，我刚才描述的一切都让他看上去和《读卖新闻》是个绝配，他大概就是因此而成了老记者们骚扰的对象——那些老记者发现，正是他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伤透了脑筋。或许他到《朝日新闻》那里去就可以大展身手了，不过谁知道呢。
在许多方面看来，这就像一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在《华盛顿时报》找到了一份工作。如今，他是个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了4本小说。高知泰的绰号叫“花花公子”，但我不记得为什么这样叫他了。他24岁，在筑波大学取得了国际关系的学位。
过早稀疏了的头发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相了点，脸圆溜溜的，看上去像中国人（在日本人看来）。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可信赖的人之一，他思维敏捷，救了我不少回场。我们这几个小子可真够特别的了：“鬼脸”、“花花公子”、“法国佬”，还有“老外”。
而我们一开始就相互包庇，工作岗位上的朋友、同事能这样满足你的要求或期望就够意思的了。就我而言，我没有想到自己那么快就倚仗起了他们的通情达理——当时有件小纠纷差点过早地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那是我们准备在第一个正式上班日去新闻组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新闻组在当地的一家酒馆里举行了欢迎宴会，我当时得了相当重的感冒，但还是出席了——如果没去就更糟了。
新闻组的全体员工都在那儿：原，我们的组长，体格像个相扑选手，笑声深沉而快活，身上穿着一套意大利西服，手上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他的头发烫得勉强称得上是羊毛卷头(1)；眼镜支在鼻尖上，摇摇欲坠；耳边缠绕着一圈卷发，乍一看有点像个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
小野，借调给浦和新闻组的记者，他是县警方记者团队的头儿，顺理成章就成了我们这些新人的顶头上司。他的身材很像原局长的缩小版，眼睛就像南瓜上划开的两条缝。小野因自己是社会部的记者而感到非常自豪——没过5分钟就让我们明白了，他可不是个普通的地方记者，他不会一直待在这穷乡僻壤。
林、斋藤，两位编辑。后者的地方口音重得让人觉得他少了几颗牙似的，他在没喝醉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和蔼。前者个头很矮，他自己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是个有名的吹毛求疵、酗酒成性的暴君。值得庆幸的是，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