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个快乐的醉鬼。清水，电脑录入员，他留着小胡子，牙齿发黄，头顶光秃秃的；他显然是新闻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山本，在警方采访组里担任小野的助手，后来的结果证明，他是我的良师，但有时也是折磨我的人。
山本是我大学里的“前辈”——我读大二时他读大三。他的五官几乎和蒙古人一模一样，而且不知怎地会让我想到豪猪。还有一位，中岛，是山本的死党，头发也像“花花公子”一样秃了，有一张长得像伊卡博德·克雷恩(2)的长脸。
他在大学里读的是一门和科学有关的专业，相貌也是典型的科学家的经典形象：冷峻、明晰、漠然。不过，他的衣着比谁都高级，和那种科学家的经典形象不太相称。最后一位，北条，组里的摄影师，他的鼻子红得好像血管全都快破裂了，他本该是个爱尔兰人。
凭他的资历，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爱说谁就说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天晚上他就是这样。我们这几个新人边吃边站起来作自我介绍。小野是第一个过来为我们斟酒的，接下来我们就按日本人的习惯整个晚上都在为他斟酒，每斟一次都得说一声“干杯”。
下级得给上级斟酒，偶尔上级也会回敬你。小野、原讲了战争故事，感冒缠身的我脑子昏昏沉沉的，但还想尽量跟上他们的谈话。即使没病，我的听力都成问题，不过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来。原举起酒杯邀大家干杯。可惜日本酒救不了我的鼻塞。
原正准备干杯时，一个大喷嚏突然穿过我的鼻腔打了出来，我根本来不及用手捂住，一大团鼻涕就冲出我的鼻子，嗖的一声划破空气，飞过“鬼脸”和“花花公子”的面前，啪嗒一声击中了目标——那毫无防备的原，我的第一个上司，掌握着我的未来的人。
一阵可怕的沉默突如其来，仿佛还会永久持续下去。说时迟那时快，“花花公子”举起报纸狠狠地敲了一下我的头，吼道：“杰克，你这野蛮人！”吉原也“嘭嘭”地敲着我的头。这举动打破了沉默，大家都笑了起来，原也笑了，用“鬼脸”眼疾手快递上去给他的湿手巾擦着眼镜。
我鞠着躬，一再表示歉意。北条也掺和了进来，用他的湿手巾打我的脑门说：“你会不会用这个啊，傻瓜？”险些变得尴尬异常的局面在几秒钟内就成了一个笑话。小野也被逗乐了。“你，”他开口说道，用了日语中算是第二无礼的“你”字，“真是个有种的老外。
你听着，我从未见过有人干了那样的事情还能活下来诉苦的。”我又接着鞠躬、道歉，但小野只是举起手来在空中摆了一下，好像在说已经没事了。他把我杯子里的酒加满，让我干了。后来，清水把我们大家都拉到他最爱光顾的陪酒屋(3)去了，我听着小野那声嘶力竭的卡拉OK便晕了过去。
后来，不知道是谁把我扶到车里，送我回家去了。我的新公寓不大，在一家传统茶叶糖果店的楼上，骑自行车到浦和新闻组大约5分钟的路程。1993年的时候，有很多房东还不愿意租房子给外国人住，不过，公司替我找到了这间公寓，而且签押做了我的担保人。
这间公寓好就好在里面有带淋浴的浴缸。在日本的5年学生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住过自带浴室的公寓，每次洗澡都不得不上公共浴池或街上的投币式淋浴间。投币式淋浴间里的热水5分钟100日元，去公共浴池要300日元。
那天晚上，我把酸疼的身子泡在属于自己的浴缸里，祈求着宿醉不会太厉害……我感觉棒极了！我真的在这个世界里施展身手了。我有了一份工作，躲过了一个有可能致命的喷嚏灾难，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浴缸——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
第二天，1993年4月15日，早上8点30分，我来到读卖新闻社的浦和新闻组，和其他新来的伙伴一起坐在大厅里。这儿和崭新的千叶新闻组相比，往好里说还是显得寒酸了点。“花花公子”深呼吸了一下说：“这简直就是个老鼠洞。
我想得太美了点。”“法国佬”说：“当然不能跟公司宣传册上登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报社新闻组比了。”“鬼脸”说比他听说的要好点。新闻组位于居民区里的一幢办公楼的二楼，办公室占了大部分的地方。组长有他自己的办公室，还是带门的。
其他的办公室都是开放式的，没有小隔间，没有不受干扰的环境。窗边的接待区并不是最自在的地方——一张长条桌的周围摆放着三张仿皮沙发，桌上堆满了报纸，下面压着大量的杂志。窗口的百叶窗上覆盖着一层尼古丁油，就像粘蝇纸一样，上面粘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灰尘，有食物碎屑，噢，对了，还有虫子。
办公室里有两个用办公桌围起来的岛状办公区。两个编辑的办公桌摆在靠近房间中央的地方。资深记者可以分到靠里的三张办公桌，还可以分享一张靠墙的沙发。这里还有一个暗室，暗室旁边是一个供夜班员工休息的榻榻米房间（里面有带淋浴的浴缸，还有一张下层抽屉里塞满了色情书刊的办公桌）。
编辑会在那儿午睡，太阳高照的时候，其他记者是禁止入内的。至于4个新人，他们的办公桌摆在房间的中央——他们坐在那儿最方便被支使。几乎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部多按键电话，但没有电脑（那时离电脑普及的时代还早着呢）。
只有一个改造过的网络站（network station）可以将报道录入并发到总部接受终审。我们通过电话向终端口述报道，清水录入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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