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格式，效率相当低。小野9点左右来了，睡眼惺忪、东倒西歪的，看来昨天晚上是穿着西服睡的。他站在前台前瞪着我们。“到底是谁告诉你们可以坐在这儿的？”他嚷道。我们立刻都站了起来。他笑了，让我们坐下。接着，中岛交给我们每人一份警方记者指南的拷贝，是1.1版的，标题是“警方记者人生中的一天”；一台传呼机——这玩意儿得一直挂在我们的腰上，还得始终保持开机状态；最后是一叠文件——按抢劫、凶杀、斗殴、纵火、吸毒、有组织犯罪、串通投标、交通事故和抢钱包的分类整理出来的报道集。
没错，是抢钱包。1993年，连环抢钱包事件还是个值得以独特的体裁进行报道的新闻条目，有时候居然还占据了地方版头条新闻的位置。“这些都是你们作为警方记者将要报道的新闻类型的事例，”中岛解释道，“研究这些报道，记住这些体裁。
我希望你们在一个星期之内掌握它们。现在你们手头上有了写文章所需要的一切了，准备开始工作吧。”这就是我们作为警方记者的正规培训始末。下一项是说明我们这些新人要做的跟报道工作无关的日常事务。例如，晚上到新闻组来的时候，我们要为资深职员订晚餐；夜班结束之后，我们要更新剪贴簿。
整理剪贴簿的规则极为复杂，都有专门的说明书来教你在哪里记录文章的日期，如何记录来源报纸的版面，归档放在什么地方，复合归档放在什么地方，如何标注国内版文章和头版文章的方法，等等。剪贴簿管理指南比那本警方记者指南厚多了。
我们这些新人还有一些其他职责，包括为一个名为“我们家的小天王”的栏目写小传——《读卖新闻》作为公民服务机构分派的给当地报纸写出生公告的活。结果，我们一下子就接触到了五花八门的新闻形式，我们要报道当地体育赛事的比赛结果，汇编统计资料，传达天气预报。
不消说，这些都需要用到不同体裁的记录、写作和输入的方法。最后，我们都得到了一本月历，上面标着何人何时负责值早班、值晚班、通宵值班和体育报道。我看到有些资深职员的一些日子上标着带叉儿的方块，便问这表示什么。
“休假日。”中岛答道。“可我们一个这样的标志都没有。”我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休假日。”他说。下午1点左右，我们正在紧张地学着将体育报道输入电脑，警方记者俱乐部打来了一个电话。在鹤岛的一台旅行车里发现一名男子被捅死。
埼玉县警方已经发了通告，看样子他们打算成立一个凶杀案特别调查组。小野显得很兴奋：“好啦，小子们，快抓起你们的采访本，带上你们的相机，出发。”凶杀事件在埼玉县算是大新闻，在日本的其他地方也一样。这种事件与国内的安全秩序关系重大，所以，一起凶杀案，无论性质如何，都算全国新闻。
但也有例外，如果受害者是中国人、压酷砸、无家可归者或非白种外国人的话，新闻价值就会减半。小野解释了一下规则：“我们现在就要到凶杀现场和死者所在的公司去做查访。你们的任务是找出有关他的一切线索——他是谁，什么时候有人最后看见过他，谁有可能想杀他——还要照一张相。
要带一张头部特写回来；我不管你们到哪里去弄，只管给我弄到手就行。要是你们发现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就给警方记者俱乐部里的记者或浦和新闻组打电话。去吧。”我们出发了。新员工前6个月是禁止开车的，所以，我们当中的两个人跟着山本和其他记者一起走，另外两个人从一个与读卖新闻社签约的出租车公司匆匆叫来了一辆车。
从浦和到鹤岛有很长的一段路。西入间警方正在进行初步的调查，超级警力计划总部的调查一处（主管凶杀和暴力犯罪）正在派处长前往现场。我一到犯罪现场，山本就带着我很快熟悉了情况：昨天晚上11点左右，41岁的町田隆，被他妻子发现死在停在重工业区中央的一辆旅行车里。
他躺在后座上，左胸被刺伤。很明显，他是因失血过多而死。有人最后一次看到町田是他3天前去上班的时候。他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家人已经到当地警方那儿交了失踪报告，要求14日那天正式对他进行搜寻。4月，天还很冷。
我带着《读卖新闻》的正式名片和袖标，在现场转来转去，觉得非常兴奋。不过，犯罪现场好像没有什么线索。警方已经用带“禁止入内”字样的黄胶带封锁了汽车周围的一大片区域。周边地区几乎荒无人烟。我尽职尽责地四下敲着门，设法找到有可能看见了什么的人。
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会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的白面孔，而缓过神来的人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什么也没看见。“鬼脸”和“花花公子”也没交上什么好运。在汽车配件厂，我向一位年龄较大的员工介绍自己是“《读卖新闻》的杰克·阿德尔斯坦”，得到的却是那种习惯性的反应：“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什么也不卖。”“我已经订了一份报纸。”“我不卖报，我是《读卖新闻》的记者。”“记者？”“是的，记者。”我递上我的名片。“嗯……”他把名片翻来覆去看了不止三遍，“你是外国人吧？”“是的，我是在《读卖新闻》工作的外国记者。
”“那你干吗到这儿来？”这种过程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我是个报童。一个身穿运动服来开门的中年男子甚至抱怨他的早刊没有得到按时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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