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驾驶座下有一个束带钱包，里面有6 000日元（约合60美元）的现金（因此有可能排除抢劫的动机）和受害人的身份证。她姓中川。就是这些。山本让我回到公园去，跟警方一起寻找目击者。其他记者都被派到受害人的家里去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碰头，对了一下各自的记录：埼玉县警方找到了受害人的通讯录，上面记着40个人名，里面有几个显然是外国人。警方正在逐个讯问他们。被认定为凶器的粉红色围巾并不属于受害人，她的家人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围巾。
但关键在于（又是这样）：受害人的男友是个外国人。在遇害的当天，她曾出门去见他。那个外国人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但大家都叫他“安迪”。显然，他是个冒充法国人的伊朗人。据受害人的一个朋友说，两个人本该在上尾市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里见面的。
听到这个消息，中岛和高桥立刻动身前往上尾，希望能在健身俱乐部里打听到一些消息。可事与愿违，他们立即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这些人已经接到了警方的警告，让他们不要跟记者说话。老外的脑海里又冒出了绝妙主意：我可以冒充那个伊朗人男友的哥们儿到健身俱乐部里去碰碰运气。
不出所料，山本认为这招精明，中岛却认为行不通。但最后大家意见一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试试再说。我换上了牛仔裤和马球衫，那天早上没刮胡子，胡茬不长不短正好。我相信自己能蒙混过关。我一进门就走到接待区前，用装出来的带伊朗口音的日语先稍微提了一下安迪是我的朋友和同乡，然后再打听要成为健身俱乐部的会员需要多少费用（可真不便宜）。
那些工作人员刚开始显得很警惕，不过，在我的软磨硬泡下还是慢慢松懈了下来。他们谈到安迪和中川曾是一对十分可爱的情侣。我趁机漫不经心地说道，会员费这么高，我得跟安迪借点钱啊。我只知道他工作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他住的地方？
他们很乐意地帮了我这个忙。我手里拿着地址走出了健身俱乐部，那时的感觉就像电影《碟中谍》里的吉姆·菲尔普斯。我和“巨无霸”马上按着安迪的地址找到了一栋破烂不堪的两层木结构楼房，走廊里放着一台公用的洗衣机。
我们从板着脸的房东那里了解到，警方在尸体被发现的几个小时后便搜查了那个地方，强行带走了十多个所谓签证逾期的外国人。这段简短的交谈被两名刚巧回到公寓楼来的警察打断了，他们把我们赶了出来。与此同时，派出所里一片骚乱。
健身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趁着我待在那里的几分钟时间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结果，一名素描高手被派去画了一张“安迪可疑的朋友”的综合素描像。数名警探被派去寻找这个朋友——一个潜在的共犯，他们在街头巡查线索，把那张综合素描像拿给公园里的人辨认。
还有两名警探被派去监视健身俱乐部，以防那个可疑的朋友回来。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了派出所里发生的这一切。昨晚午夜时分，法医长横泽仔细打量着那张综合素描像，恍然大悟。“你们这些白痴！”他对着警探们吼道，“这根本就不是伊朗人！
这是《读卖新闻》的外国记者冒充的伊朗人！”一向绅士风度的横泽这回真的被惹恼了，警探们准备把我抓去关起来。山本接到一个愤怒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暴跳如雷，山本一边不停地道歉，一边还一再地鞠躬。不过，他很得体，并没有对着我喊叫，而是礼貌地建议我放下身段乞求佐伯和横泽的原谅。
我浪费了警察部门一整天的时间，让好几个警探都白费了工夫。第二天，在新闻简报会开始之前，我走到佐伯跟前，虽然感觉有点反胃，但还是结结巴巴地道了歉。佐伯无动于衷，那一瞬间我以为他会上来揍我。但他只是瞪了我两秒钟，然后慢吞吞地说道：“你知道吗，阿德尔斯坦，我差一点就要以干扰调查的罪名送你去坐牢了。
不过，考虑到你还年轻，没有经验，是个毫无章法的野蛮人，这次就饶了你。别再干这种事儿了。”“我保证不会再做这种事了，”我说着，又想厚着脸皮再充分利用一下这个机会，便接着问道，“顺便问一下，好像你们把城里的伊朗人都抓起来了，包括她的男友，对不？
”佐伯被我这胆大包天的问话惊呆了。他摘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然后开口说道：“嗯，我看你冒充伊朗人有了成就感了吧。我不会评论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你到目前为止还不算令人讨厌。”他微笑着把眼镜重新戴上，“我得赶紧走了。
做个好孩子，别挡我们的路。”他说罢便朝楼上的会议室走去。我发现横泽正在一楼的自动售货机前买苹果汁，便走过去向他表达歉意，我对他鞠了一躬，腰弯得额头都快擦到地板了。我直起腰来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脑袋说：“我接受你的道歉，只是别再耍那种笨把戏了。
顺便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忘掉这件事的。”即便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每次遇见他，他都会提起我的那次伊朗人事件。我继续调查这起案件，但最终我们还是出局了。一天早晨，《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抢在我们前面刊登了报道，文章暗示那个伊朗人男友阿卜杜勒就是凶手，已经被拘留。
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天是我当警方采访记者以来感觉很糟糕的一天。我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可在竞争中我们还是一败涂地。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健身俱乐部里的小把戏是不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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