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警方准备逮捕一个被控违反移民法的伊朗人。法医已经确定了罪犯的身份，证据是一件染满血迹的汗衫、一条口袋里装着该公寓钥匙的裤子和一把在犯罪现场的公共区域里找到的血迹斑斑的金属工具。警方已经申请了逮捕令，预期会在当天实施逮捕。
这是一篇大获全胜的独家新闻。它不属于调查性新闻报道那样的，但属于备受尊敬的“我们是在警方公布之前写的”那个级别的独家新闻。当天，警方果真逮捕了那个男友，而我们的报界天敌《朝日新闻》不得不当了回跟屁虫。
那天晚上，我找横泽谈了一下，他祝贺我取得了独家新闻。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事实上，我还是不清楚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据法医长称，因为酒吧老板娘不想把女儿嫁给那个男友，那个男友就把酒吧老板娘杀了。然而，那个男友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并声称：“这是警方设的陷阱——我是被诬陷的。
”不过，我当时认为这起案件已经结案了。过了将近一年，我才又想到了这起案件。我正在大宫车站吃着日本炒面的时候，新人高桥打电话给我。电话里充斥着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就像过去那个还是新人的我在遇到突发新闻而不胜欢喜的时候常干的那样。
有三个人在同时喊着不同的命令，我好不容易才让高桥冷静下来读新闻稿给我听。第一次公告的要点是这样的：上尾市的丸山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年轻日本女性的尸体。她是被人用一条女式围巾勒死的。围巾的颜色呢，还没有公布。
我能听到山本在后面嚷着让我到犯罪现场去。于是，我迅速赶到了丸山公园。东京和埼玉县市区里的公园通常都是庞大的停车场，有几架秋千、跷跷板什么的，还有些稀稀拉拉的植被在那里半死不活地挣扎着。不过，丸山公园是个名副其实的公园，有着广阔的草地和树林。
受害人是在公园中央凉亭后面的草丛里被发现的。警方曾想把整个园区都封锁起来，但遭到了母亲们的阻挠——她们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带她们的孩子去玩耍，觉得很气愤。结果，隔离区缩小到了犯罪现场周围的那片区域。我赶到那儿时，黄胶带外侧已经围了一大群人，有好奇心十足的家庭主妇、园区工人，还有忙里偷闲的上班族、无所事事的大学生和出门散步的退休老人。
当然，记者们也已经在公园附近晃悠，寻找着能够让报道显得更加条理清晰的东西。想接近犯罪现场是不可能的了，我决定加入同行的行列，找公园的常客打听情况：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当地的黑帮有没有在公园里闲逛？这个公园是不是孩子们外出活动时常来的地方？
这个公园治安好吗？一个穿着高尔夫球衫、牛仔裤和凉鞋的牙齿掉光了的老人说，最近有许多伊朗人在公园里闲逛。他估计这些人是失业了，所以跑到这里来消磨时间，或者互相交换在哪里可以找到工作的信息。当天下午第一辆警车出现的时候，他看着他们一哄而散。
这是我找了一小时以后得到的信息量最大的一条消息。我打电话给中岛，把我刚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见鬼！尽量去找到目击者吧。山本正赶往新闻发布会现场。有消息会随时通知你。”我在公园里转来转去跟人交谈，但没有更多的收获。
我看到警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平常都会到场的蓝制服法医队没有出现。警方看来非常肯定围巾就是凶器，不准备开始对公园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了。我再次跟新闻组取得联络的时候，山本要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派出所的新闻发布会。
我的工作就是做好记录，然后传回去给把它们整理得像报道的人。（他们开始信任我理解日语的能力了——或许是因为人手不够了吧，我的日语能力也就是初中的水平。）埼玉凶杀科的头儿佐伯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的皮肤很糟，眼镜很厚，他至少超重了20斤，还净爱找松松垮垮的西服穿。
他的脑袋正在秃顶，于是，他把两侧的长头发梳上去盖住已经秃了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在日本称作“条形码”的发型。佐伯也是一个以性情古怪著称的警察。我烦死他了，但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烦他，还好山本是管提问的。
发布会上，佐伯首先介绍了23岁的受害人的个人情况，然后记者们便七嘴八舌地提出一连串极其刻板却不一定重要的问题（都是些例行公事式的问题）：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脚朝什么方向？尸体是脸朝上的吗？她的头朝什么方向？
（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关系重大。日本人通常是头朝北放置尸体的，因此，如果尸体是那样放置的，有可能表明凶手是个感到良心不安的日本人。）佐伯开口让大家别说话，注意听。尸体是在凉亭北侧的草丛里被发现的。她的头朝着亭子，身体摆得和灌木丛平行。
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脸是朝上的，双手是伸展开的。她身穿深蓝色工作服和一件条纹衬衫，鞋袜穿戴齐整。（另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迹象：如果她的脚上没有鞋袜，犯罪现场也没有鞋袜，那很可能是两个人想一起自杀，而她的伙伴临阵脱逃了。
理由是：日本人通常在自杀前会脱掉自己的鞋袜，就如同穿着鞋子走进日本人家里是件非常失礼的事情一样，日本人下意识地认为，不端庄稳重地进入来世是很鲁莽的事情。）她的衬衫被拉了一点起来，露出了内衣。她穿的还是前一天的那身衣服。
而她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围巾勒死的。她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串车钥匙和一条手帕。车子停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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