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长了）。当时，日本的年轻人对所谓的3K（肮脏、吃力、危险）活儿是不屑一顾的。1993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这项协议被取消了，但秩父仍有足够的重工业和工厂给伊朗人提供工作岗位。现在，由于发生了这起谋杀案，埼玉县警方做出了反应——把所有可以找到的在秩父工作的伊朗人集中起来。
这可是一件很费时的事情。我在秩父待了三天，按所指派的任务跟踪线索，和伊朗人及工厂里的工人交谈，用读卖新闻社的交际费和“花花公子”一起到寒酸的陪酒屋去喝酒，去参加消息越来越少的新闻发布会。而且，我还被留下来采访葬礼。
葬礼的报道基本上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变化：葬礼在“肃穆而阴郁的气氛中”进行，人群中传出“低低的抽泣声”……即使死者的亲属在前一天晚上守夜时过得挺不错——他们笑着回忆起跟死者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而且喝得醉醺醺的，闹得天翻地覆，这些场景也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
我真的很怕出席这样的场合，而且，我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目前为止，镇上的人都知道主要嫌疑犯是她女儿的伊朗男友。而我是犹太裔的，带有典型的犹太人特征——黑头发，橄榄色皮肤，大鼻子，很有可能被别人看成是伊朗人。
我都能想象到这样的情景：自己被误认为是嫌疑犯，在火葬场被蹂躏致死……我跟山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出席葬礼的人很多。受害者的女儿也在场（因为她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上面交代我们要拍到她的照片），跟亲友和老顾客在一起。
到场的人加起来有90人左右，都穿着葬礼用的黑色服装。仪式进行到最后，每个人都把香插到香炉里，对着受害者的照片鞠躬，受害者的弟弟代表亲属发了言：“她是个了不起的姐姐，总是尽全力去照顾别人。我一想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满腔愤怒。
我该拿这满腔的愤怒怎么办？我可以向谁发泄呢？”他停顿了一下，我敢肯定他是在盯着我看。事实上，除了她女儿，似乎90个出席葬礼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神经质地拉了拉我手臂上的《读卖新闻》袖标，希望这样能转移掉一些愤怒的目光。
这时，有个小男孩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要上厕所！我等不了了！再不去就要尿地上啦！”大家想笑又不好意思笑，于是，房间里响起一片吃吃的窃笑声，大家的目光这才逐渐离我而去。我真想在葬礼之后便回到家里倒头睡上一大觉。
可是，耽搁了三天的体育赛事、活动宣传和出生公告还在等着我呢。结果，我在新闻组待到了凌晨1点，一直忙到我们把所有的记事准确无误地录入完毕。我瞪着那些寄小崽子的照片来登报的母亲那字迹潦草的日文读了两个小时，结果得了偏头痛。
“花花公子”和我编了一些粗俗的照片说明来苦中作乐，比如：“我流口水不是因为我是个婴儿，我流口水是因为我妈的乳头太棒了！”“如果你觉得我的脸蛋毛茸茸，你应该看看我毛茸茸的舌头！”……但我们最终还得把活儿干完。
凌晨两点，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公寓里空无一人。被褥上放着一张阿爱留下的字条：“分手吧”。她的东西都没了。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洗涤槽里的盘子洗得干干净净，她连浴缸也冲洗了，还扔掉了垃圾。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体贴入微的分手。
我和衣躺在被褥上，心里想着要不要给她打电话，想着想着便睡着了。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山本决定，我得开始到横泽家做夜访了。横泽似乎挺喜欢我的，上次告诉过我一些消息；山本希望他能再告诉我一些消息——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们在这个报道的竞争中领先就成。
我敲了敲横泽的公寓门，来开门的是他的妻子。当时是傍晚时分，但他已经回来了，穿着浴衣懒洋洋地倚靠在沙发上。他告诉我，大多数记者只有在晚上10点以后才会敲他的门，他让我别告诉其他人他其实早就回家了。我笑着答应了。
我们聊了天气和我在日本的生活，最终聊到了秩父的案子。他暗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件凶器，但他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我用脑袋瓜做着笔记；记者夜访警察时最忌讳的是边聊边做笔记，否则就没了“只是两个专业人士的闲聊，并非真的想得到什么消息”的错觉。
这个规则并非一成不变，但一般来说，你从一起喝酒的警察口中得到的消息是绝不能用名字把责任加在那个人身上的。如果有了足够写篇报道的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来自“与调查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或“埼玉县警方”的。喝酒对警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煞有介事地推诿说自己毫不知情：“没有啊，我从来没跟记者说什么啊。
哦，或许是喝醉说漏了嘴。我不记得了。”横泽和我针对这起案件的细节讨论了半小时左右，我随后就跑到最近的电话亭去打电话给山本，尽我所能一字不漏地把交谈的内容复述了一遍。他夸我干得很棒，并说他会把消息送到上面去。
我不知道我复述的内容里是否有重要的消息，但我想山本一定读懂了那里面的潜台词，掌握了更全面的情况。我想开口问他到底什么内容是有用的，却难以启齿（没错，是挺难为情的）。第二天早上，山本和小野很早就来到了记者俱乐部，手忙脚乱地开始写一篇准备在晚刊上发的文章。
我们搞到了独家新闻，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酒吧老板娘谋杀案：埼玉县警方准备逮捕受害人长女(2)的伊朗籍男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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