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我到了那儿才发现门上贴着“闭店整修”的告示。这可不是个好兆头。2000年7月12日，东京都警视厅正式公布它正在进行露茜·布莱克曼失踪案的调查。日本的报纸对此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没过几天，这一事件成了英国报纸的主要话题。
我每天晚上都在六本木的街头四处搜寻着认识露茜的人。我遇到了极为怪异而令人困窘的情况——谁都不跟我交谈。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头扎在周围都是日本人的环境之中，连英语都快说不好了，结结巴巴的，听起来很可能跟日本人讲得一样蹩脚，对方一定在怀疑我是警察。
7月20日前后，麻布警方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的信，看上去像是露茜·布莱克曼自己寄出来的。那封信上盖的是千叶县的邮戳，据说露茜在接受精神训练。信中告诉警察和她的家人不要再寻找她了。麻布警方认为这是一出拙劣的恶作剧，要不然就是作案人企图误导调查。
我在第四管区时认识的一个队里的警察把那封信拿来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这个警察虽然是日本人，却起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名字，怪到他自己不得不在名片上标出读音，别人才懂得怎么念。我还觉得他的甲状腺有毛病——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眼睛鼓得都快掉出来了。
他的警察同事凭着职业习惯注意到了这一点，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金鱼眼”。我一看就知道，那封信是一个日本人冒充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写的。冠词的误用，行文的僵硬，加上爱用双重否定，明摆着就是个日本人写的。主意不错，但效果不佳。
如果说我在日本教英语时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掌握了一套有关日式英语的怪癖的实用知识。我这样跟“金鱼眼”解释了，他看起来相信了我说的话。第二天，蒂姆·布莱克曼开了一条电话专线来收集有关露茜的消息。8月的第一周转眼之间就过去了。
露茜是拿着90天的旅游签证来到日本的。如果她还在日本的话，现在就是个非法逗留的外国人了。蒂姆·布莱克曼到日本来了，这是一场媒体的闹剧。在英国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声称会对能够发现或救出露茜的消息提供一笔150万日元（约合1.5万美元）的赏金。
同时，警方正在尝试慢慢揭开那个“高木晃”的神秘面纱，但关于露茜目前的下落依然没有任何消息。9月1日，露茜迎来了她的生日。她要是活着的话，应该22岁了。我也还没有发现有关露茜的任何确凿消息。唯一似乎用得着的消息是一个被人们称为“雄二”的男子的情况。
“雄二”留着一头有些花白的长发，经常出没于六本木、赤坂和银座的外籍陪酒屋。他穿着讲究，在到访的每个俱乐部里都大把大把地花钱，而且比较喜欢金发女人。6月下旬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雄二”了。谁都没有得到过他的名片，也没有人有他的照片。
要获得有关露茜的消息，最好的办法就是融入六本木的夜生活。而且我还不能说自己是个记者，否则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许多外国人都在那儿非法打工，他们都觉得警察和记者不可靠。所以，我用了一个假身份。我装不了在六本木四处游荡的反文化人士、嬉皮士、酷老外、唱片骑师或英语教师，我不是那种类型的，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个高收入但低俗的外国商人就不错了。
这类人到处都有，学着模仿一下他们并不难。我穿了件比较像样的西服，不系领带，在酒吧里跟女孩子们攀谈，不问过多的问题。我曾经思忖要不要戴上一只耳环，不过那样似乎过分了点。我给自己取了个假名字，挑了个和我的工作比较接近的职业：保险调查员。
我做了张假名片，另外准备了一部手机，每个周末都在六本木的社会渣滓里寻找认识露茜的人或者带她去过海边的顾客。我得到了有关“雄二”的消息，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我的上司，同时也转告给了“金鱼眼”。我本想让巴勃罗了解我的消息来源，但还是不能那样做。
消息来源不能不留给自己啊。我仅有的另一条确凿的消息是，“雄二”过去常去一个叫“抄本俱乐部”的地方。我去查了一下，这家俱乐部是一个叫“滑头”的日本人开的。我一走进抄本俱乐部，就觉得这儿的气氛有点与众不同。
咦，这不就是个典型的陪酒屋吗——灯光昏暗，有几盆假盆栽，天鹅绒的沙发和桌子，桌子上放着装有威士忌和水的雕花玻璃瓶。然而，顾客的衣着跟大多数俱乐部相比似乎寒酸了些，那里的东欧女性看起来并不开心——她们的笑容是挤出来的，个个都像惊弓之鸟。
当时我并不知道俱乐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随口跟其中一个女孩提了一下“雄二”，差一点被立刻撵了出来。我认为，这一举动证实了“雄二”曾经来过这里，而且她们都知道他正在或即将受到调查。不虚此行，我还得到了另一条消息。
那个跟我攀谈过的爱沙尼亚姑娘说过一句话：“雄二？听起来好像你在说乔吉(3)啊。”乔吉？雄二？同一个人用不同的别名？我被弄糊涂了。我不能确定警方是在我把得到的消息给了他们之后跟“滑头”接触的，还是“滑头”自己跟警方取得了联系。
不论怎样，在这前后，“滑头”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东京都警视厅。几年前，“滑头”店里的一个女孩被酒吧的常客“雄二”强奸了。“雄二”当时邀她开车去海边兜风，结果把她带到横滨的伊豆滨海大厦去了。最后，他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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