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卖新闻社大厦三楼的寝室里醒了过来，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昨天晚上不得不在办公室里逗留到很晚，结果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三楼有两个寝室：一个是政治和经济采访记者用的，另一个是国内新闻采访记者和投递员用的。
我们寝室里的床垫凹凸不平，枕头是用豆壳填充的，有一个加热系统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睡在一间桑拿浴室里。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有个出口标志把四下照得一闪一闪的，床边还有一台你随手就可以够着、随时都可以接听的电话机。
当然，政治采访记者的房间很暗，还可以调温，床是新的，而且没有电话机。我刮了脸，跳进公司准备好的车，就往我的老根据地埼玉赶去。我正在准备一篇有关自动取款机连环盗窃案的报道。这类案件去年发生过大约57起，作案手段是这样的：自动取款机盗窃犯到郊外物色了一台孤零零的自动取款机之后，便闯入附近的建筑工地或建筑公司，偷来一台掘土机——有叉车也行（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偷），然后用它把自动取款机从地上连根拔起，整个拉到一个更偏僻的地方，把自动取款机撬开，取出保险柜，转移到另一辆车上，溜之大吉。
这类犯罪行动通常需要4分钟左右的时间，而警方接到报警之后的平均反应时间约为6分钟，所以，盗窃犯的行动必须相当迅速。大约有一半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取出保险柜，只好把钱留下逃走了。我跟苏格兰场谈论过这类案件，他们在1990年代末曾被招来调查一系列类似的事件（这类犯罪行为被称作驾车闯劫）。
英国警方曾敦促各银行用螺栓把自动取款机固定在地面或楼板上，这种做法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阻挡不了掘土机，但可以使破坏活动多花上两三分钟的时间，让警察更容易抓获盗贼。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机器里加装油墨包，只要机器被摇晃或撞倒，油墨就会喷洒到钞票上，这样，钞票上就有了标记。
然而，在日本，银行已经为所有的自动存取款机投保了，即使那些机器被盗，他们也不会损失一分钱；他们宁愿支付保险，也不想花钱去加固那些机器。至于油墨包的方法，日本银行嫌调换沾了油墨的钞票太麻烦，否决了这种做法。
因此，警察就得一直跟这种麻烦事打交道了。我的第一站是埼玉县的警察总部，我要到那儿去问一问和该地区发生的七起自动取款机盗窃案有关的问题。我十年前纠缠过的人——包括我的一些可靠的线人——都已经晋升了，所以，我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答案。
他们基本上都还认识我，因为我离开之后一直给他们送贺年卡。在日本，你每年都要送贺年卡。这是一种规矩。如果你没有送，就会被认为是个社会弃儿。就个人而言，贺年卡让我抓狂，但我还是在每年的12月份恭顺地寄出这些贺卡，这样，那些家伙就知道我在哪儿，在干什么，贝尼多大了…
…我刚走上七楼，就碰到了铁路警察的前任负责人——“杰克，谢谢你的贺年卡。你的儿子真可爱。”我决心不点穿那个可爱的小东西是个女儿。接着，走过我身边的人都停下脚步打着招呼——“嘿，你好，好久……”那两三分钟就像是冒出个小型追星俱乐部。
我随后去拜见了千叶，他过去是有组织犯罪特别小组的头儿，现在是风化及预防犯罪局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办公桌、两个沙发、一张放着水晶烟灰缸和水晶打火机的大理石台子；加上他可以在大楼里吸烟了，这里的环境就和埼玉县警察局没什么两样了。
千叶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在日本，大多数的建筑设备都被设计成可以用一种通用钥匙来开动，这助长了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发生。有了这样的设计，建筑工地里无论谁要使用施工现场的什么机械都不必四处找钥匙了。连不同厂家生产的机器都可以使用相同的钥匙来运行。
也就是说，只要有钥匙，你就可以到施工现场里去偷走一台机械。没有人想花钱去换掉机械上的锁。另外，犯罪分子一般不会把那些机械盗走不还，他们只是借用一下，用完之后就留在了现场。接着，千叶和我走过大厅去找吉村，他现在是盗窃与赃物科的负责人。
他的副手小畑以前是大宫派出所的副警长。他们三个人我都认识。我们一起出去吃鳗鱼饭，顺便聊聊天。他们询问了我的家庭，我把女儿和妻子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看得目瞪口呆。淳按当代日本人的标准来看是相当漂亮的美人儿，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她会跟我有什么瓜葛。
然后我们又跟平常一样抢着埋单。我很想去埋单，这样就会显得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一点在和仍然讲究荣誉感的日本长辈打交道时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慢了一步，因为千叶在吃饭前已经把钱付了。小畑看上去很像约翰·马尔科维奇，但头发多一些，他向我提供了自动取款机盗窃案和入室行窃的最新趋势。
最近，日本出现中国人闯入住宅盗窃事件急剧上升的情况——事实证明，其中有些人很擅长撬锁，而日本的锁又非常容易撬。不过，那次盗窃之风过后，人们纷纷安装了更加坚固的锁，所以，现在那些行窃老手都带着电钻、螺丝锥（用来转动锁芯的）以及可爱的笑脸、Hello Kitty之类的小贴纸四处踩点。
为什么要带小贴纸呢？小贴纸是用来掩盖锁上钻出来的孔，这样，小偷在里面偷窃的时候，路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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