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了。我又到埼玉东边的吉川去查看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最新现场，这附近有家挺像家得宝(1)的商店。我试图找一个目击者谈谈，但大家就是不让我进门，还告诉我，他们不订报纸。这种情景我记忆犹新。
一位女士抱怨道，《读卖新闻》在她续订报纸的时候没有给她电影票，她不想再要洗涤剂了。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看一眼就知道这台自动取款机为什么会被盗了。它就像一间小屋孤零零地伫立在停车场的一角，旁边有个公共汽车站，面向大路，视野开阔，完全没有东西能挡住迎面开来的挖土机。
打量一下遗留下的痕迹就会发现这台机器是用金属薄片分三处铆在地面上的。那些坏蛋带着600万日元（当时约合6万美元）逃走了。我终于在马路对面找到了一名目击者——个头很小的石川太太，她在我出示了名片、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读卖新闻》小册子上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后才开了门。
她的故事是这样的：“我听到外面噪声很大，听起来像‘哐哐哐’的声音，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地震或者什么的。我能感觉到地面在震动。但后来我想起路那边一直在施工，也许他们今天非常非常早就开工了。但后来我听到了这种‘哐哐’的声音，我丈夫起来朝窗外看，我也朝外看了，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正在用一台大挖土机把自动取款机从地面上拔起，然后砸成碎片。
我丈夫打电话报了警。当然，等警察赶到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一大堆碎片了，那两个人早就用一辆白色旅行车拉着保险柜逃得无影无踪了。“我有一点惊讶，但我丈夫每天都看报——虽然我们订的不是《读卖新闻》，对不起了——看到过有关这类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报道。
事实上，他上周刚跟我说过：‘我想马路对面的那台机器迟早会被盗。’你知道吗，他们真干了！我想那些犯罪分子一定很聪明，或者说很幸运，因为附近的人都以为又有施工了，所以等大家想到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就有点迟了。
”有地方特色，有引用价值，不错。吉川市的警察局长我很熟悉，他曾经是埼玉县凶杀科的二把手。我们打过招呼后，他表情非常尴尬地谈起在他的地盘上发生的盗窃案。警方已经盯住了15处可能发生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地点，但被盗的那台并不在名单上。
事实上，警方已经派警察去监视另一个地点了，没想到这里却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吉川警察局负责包括两市一镇在内的方圆78平方公里的区域，人力有限，那些坏蛋得以逃之夭夭并不奇怪；不过，他心里还是觉得挺不是滋味的。
采访任务完成了，我盘算了一下，既然到了埼玉，我不应该浪费拜访关口先生和他的家人的机会。我打电话通知他我要过去，然后告诉了驾驶员方位，我们就奔埼玉县的最北端去了。那里非常偏远，当地学校的校园里偶尔会出现野猪跑进去横冲直撞的事。
我在埼玉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记者，一晃十年就过去了，但关口依然是我的导师，他的家人对待我就像自己人一样。我应当去看看他们。车子开到房前已是晚上7点左右了，我恍若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大家热情地迎接了我。
关口先生和夫人看起来都很不错，而两个女儿也已经女大十八变，不再是小学女生了。尽管关口最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但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不停地说着他重新当上名副其实的警探的快乐，他的妻子为我摆出了垃圾食品——他们还记得我喜欢吃的东西。
友纪拿来了一个硕大的Hello Kitty枕头，说这是她和妹妹要我交给贝尼的礼物。我们笑着，吃着，谈着一些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关口谈到他的最新案件的详细情况，检察官已经不让他参与那个案子了——出于某些政治原因，调查牵涉到县知事，已经停顿下来了。
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那天晚上，关口和我都没有抽烟。他正在努力戒烟。我10点30分回到东京，就直奔江户川区去了，我约了在那儿跟一个韩国籍日本人见面，他是一家工业废弃物管理公司的总裁。日本人在他们穷兵黩武的时期对朝鲜半岛实行了殖民统治，战争结束后，很多被带到日本做苦力的朝鲜人留在了日本。
这些人后来分裂成了两派：一伙人宣誓效忠于韩国，另一伙人宣誓效忠于朝鲜。朝鲜籍日本人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和地方自治委员会。这家伙就曾经是地方自治委员会里的。你可以想象，因为朝鲜承认了20年前曾经绑架过日本公民——那些在海滩上散步的人——把他们诱拐到朝鲜去给间谍上日语课之后就不让他们回来，朝鲜籍日本人过去一直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之中，今后也还会这样。
这家伙答应跟我见面，谈一谈朝鲜人在日本的处境以及他们对朝鲜政府的帮助。有一段时期，许多朝鲜人返回朝鲜去协助重建自己的国家，他的姐姐加入了那些人的行列。等到他的姐姐和其他所有的人都看透了那个“劳动者的天堂”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把他的姐姐弄回来了，而且还被迫或多或少以支援朝鲜的名义付一份“赎金”。
他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正谈到朝鲜政府在日本的活动时，一个长相凶恶的年轻小伙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立即跟那位公司总裁用韩语大声而激烈地议论起什么事情来。我认出他是山口组下属的山健组领导层里的一个压酷砸，我在一本压酷砸粉丝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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