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料，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正跟妻女一起在家里准备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候，组长打电话来说，有人在三鹰站前被捅死了。我又亢奋了起来：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医院、各行各业和摄影师。愿意合作的人不太多，但我们还是设法拼凑了一篇报道文章。
凌晨两点，我出门去了六本木。我已经建立起一个由脱衣舞娘、妓女、女招待、掮客和街头摊贩组成的小小的消息网络。因此，我知道谁在买卖，谁在供给，我在适当的地方还有一个预警系统，会通知我什么时候哪个俱乐部会有一次大搜查。
毒品稽查只有抓住了名人才能成为新闻，但你必须知道稽查的消息才能展开调查。我在“传道”酒吧见到了我很喜欢的智利籍掮客；他说有消息要告诉我。跟日本的出租车司机结了婚的泰国籍脱衣舞娘奈美给我们端来了各种各样的饮料。
他们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是记者，都以为我是保险调查员。我觉得这样既谈得深入，又不会产生我是否在打探什么的疑惑。我在“传道”店里已经喝醉了，但就像没事一样又去了“追求”店，这是一家舞蹈俱乐部，里面那个转轮盘赌的转盘的家伙就在桌子下面做着毒品交易。
（这家俱乐部的日本老板几年后被人用刀刺死了，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在“追求”店门前的台阶上，我点着了一根烟，避开了聚集在公共厕所附近的哥伦比亚籍变性妓女们模仿着鸡叫的挑逗。一个身着宴会服装的金发女孩走到我跟前来问路，我对她说我正准备去新宿，就让她搭了我的车。
在出租车上，她跟我说了她的故事：她是从以色列来的，在东京当女招待谋生，但她讨厌这个职业。要是日本顾客知道这些女性对他们有多厌恶就好了。我到歌舞伎町的那家不大的女招待酒吧的时候，已经是清晨4点了，我要在这里跟我的线人见面。
我想进一步了解梶山的情况，这家伙应该知道。我叫他“独眼龙”。（其实“一字眉”这个绰号应该更贴切，他长着一张扁平的圆脸，两道浓密的眉毛在鹰钩鼻梁上连在了一起，不管他的绰号是什么，他的相貌着实吓人。）我在埼玉的时候就认识了“独眼龙”。
他是有着朝鲜血统（原籍是朝鲜，在韩国有亲戚）的日本人，也是山口组的成员，对黑社会的事情了如指掌。他是个出色的线人，但我对他没有好感。我相信他的情报，但决不信任他的动机。他还有严重的冰毒瘾，会表现出反复无常的行为、极端的情绪波动和瘾君子特有的多疑。
谁把他惹恼了，他会暴跳如雷。我是通过“独眼龙”的父亲认识他的，他父亲曾辛辛苦苦地投资了一家韩国人开的信用组合（银行），但这家银行最终不得不在日本政府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据另一个压酷砸消息人士说，银行倒闭的原因是企业的渎职和借贷给稻川会犯罪集团的不良贷款。
我和另外两名记者一起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调查这个事件，最终得到了一些可以登报的消息。我们的调查报道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激励埼玉县警方逮捕了对银行倒闭负有责任的人。没有哪个投资者能收回自己的钱，但韩国人社群很高兴看到正义得到了伸张。
在调查这个事件的时候，我已经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我在那些家伙身上感到了某种亲和力，就像当年在石桥小学找到了另一个犹太人一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独眼龙”的父亲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儿子。“独眼龙”性情固执，整天缠着我问那篇文章何时见报。
当时难得在报纸上找到银行破产的消息——部分原因在于，报道破产了的金融机构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真正在乎一个大家（错误地）认为是朝鲜人的问题的事；部分原因在于，有个牵涉进不良贷款的宗教组织在施加压力，想让各方保持沉默。
哦，对了，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个重要的政治家也掺和进了这件事。我设法搞到了一份埼玉县政府对这家银行的内部审查报告的复印件之后，这篇报道才得以登报。现实是冷酷的。我曾答应“独眼龙”和他的父亲，这篇报道不发表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独眼龙”看来，我遵守了我的诺言。
当时我并不十分了解山口组，它在日本东部的影响微不足道，我觉得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了解。不过，韩国人喜欢横向沟通、交谈，不管他们属不属于同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体，“独眼龙”总是在极道世界的一个横截面上游刃有余。
他会信口谈论住吉会和稻川会的八卦，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有关他的组织的事情。我想，现在是开口的时候了。很难把“独眼龙”叫到东京来，埼玉是他的地盘，他在那儿才有安全感。不过，他还是如约而来，坐在一家典型的歌舞伎町陪酒屋的丝绒沙发上等着我了。
店里有一个吧台，一台卡拉OK机，一盏俗气的吊灯，靠墙摆着一排沙发，沙发前面摆着大理石的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瓶威士忌、一个装冰块的玻璃桶、一个装水的玻璃壶和几只玻璃杯。玻璃碗里盛着花生、鱿鱼片及其他零食。
一个女孩在恭顺地为他调着一杯兑水威士忌。“独眼龙”示意我拉开他对面的椅子。他让那个女孩也为我调了一杯（我礼貌地接受了），我们端起酒杯，用韩语说了句“干杯”。除了询问卫生间在哪里的韩语之外，我只知道这一句。
“杰克先生，你想知道些什么？”“你知道，东京都警视厅今天突击搜查了山口组的总部。”“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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