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我在加拿大有当伴游的经验。”“我也有那种工作。”“那正是我想要找的。”“你现在在哪里？”“在全日空饭店附近。”“你知道杏仁咖啡厅吗？你能到那儿去吗？”“我还听说在马尔代夫有出游的工作。那样的也可以。
”“我们见面再谈吧。一小时以后怎么样？”“报酬怎么样？能得到多少报酬？”“哪种工作？”“伴游的工作怎么样？”“如果你干得不错，我想一个月有150万日元（约合1.5万美元）。”“是手交还是口交还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我能拿到全部回报吗？换句话说，你收手续费吗？”“我们再谈。”“我只想了解一下。”“如果你真的很出色的话，一个月可以赚到两三百万日元（两三万美元）。可能的。”“你提供住处吗？”“我马上会有一个新店，一家新酒吧。
”“你能不能给我住的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真的太小了。”“我们有住的地方。我们会给你住的地方。”“我能搞到艺人签证或工作签证吗？”“恐怕不能。”“这些听起来相当不错。拿旅游签证去工作真的没问题吗？”“没问题。
没问题。”“这里卖淫是合法的吗？”“（笑）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我们见面再谈。你到了杏仁咖啡厅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会过去。一个小时以内吧。”六本木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认得我，但“滑头”大概记不得我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磁带给了后辈记者町江，让他去采访“滑头”。
我认为町江去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自己并不介意有什么危险，只是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但町江办事没有魄力，带回来的东西很可能会让那篇报道陷入僵局。我只好抛开谨慎行事的念头，借着后续调查的名义跟町江一起去见了“滑头”。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凯蒂俱乐部：漂亮的立体派风格的室内装饰，黑色的大理石桌子，从那里还可以看到东京塔。自从上次跟町江谈过之后，“滑头”一定已经编好了他的故事，而且仔细入微地推敲了一番。他那种逍遥自在的姿态着实魅力十足。
我本以为要面对邪恶的化身，没承想却碰上了戈培尔(5)。“维克托只是为了让她们恪守自己的诺言才拿了她们的护照。”他开始了。他的英语不太流利，但还是能让人听懂大概的意思。后来，他改说日语，承认他有那么一两次把维克托（他说维克托是他认识了8年的熟人）交给他的护照扣押了好几天。
“所有的女孩从一开始就被告知，她们来到日本以后将会在妓院工作。至于韦罗妮卡(6)，他们把所有的条件都跟她说清楚了，但她拒绝了自己答应过要干的工作。在她身上不存在上当受骗的事情。”没错，他和他的同伙通过互联网甚至在网站上招募女孩，然后通过一个地下网络把她们送到日本来。
“我在德国的代理人要我给那些愿意当妓女的妇女找工作。”他漫不经心地说道。他看起来没有一点防备之心，他是在跟我说话，但他并没有对着我说，而是在想让他的同胞町江相信，他是个被误解的商人，所有的情况都被歪曲了。
“维克托对事情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我突然插嘴道，并没有完全讲真话，“他说你是无赖，是你对那些女孩撒谎，赚取她们的钱。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打电话给他——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把我的手机递给他，屏幕上显示着维克托的电话号码。
这一举动让他措手不及，他低声诅咒了几句，用力拉了拉他那条马尾辫，气得鼻孔一鼓一鼓的。“维克托是个他妈的骗子。”他最后用英式英语咬牙切齿地说道。他决定开口了。等他说完，我们的报道也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们掌握了他承认自己窃取他人护照、偶尔胁迫他人、给外国妇女拉皮条、违反日本法律的事实。
那篇报道在2004年2月8日《读卖新闻》的早刊上发表了，对此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不错，我也兴奋了起来，天真地希望有些事情会发生——说不定能伸张正义呢。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难道我真的相信东京都警视厅会突袭“滑头”和维克托，停止他们的买卖，把妇女解放出来？
“瘦子”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是个快要退休的警探，负责新成立的有组织犯罪管制一科，主要是处理非法婚姻和非法移民骗局的。他读了那篇报道，想找我谈谈。我很激动，抱着我的档案、资料和记录，带着我的电话号码，早上10点就跑到“瘦子”的办公室去了。
他的态度很热忱：“干得不错嘛，杰克。文章非常有趣。”“谢谢你，”我沾沾自喜地说，“那你们是不是准备去收拾那些混蛋了？”“我是想这么做啊。你能不能让其中一名女士站出来跟我谈谈呢？”“我想没问题。但你会保护好她的，对吧？
”“那可做不到，恐怕我们不得不以拿旅游签证非法工作的罪名拘捕她，然后把她驱逐出境。但是，有了她的证词，我们就能以违反移民法或者其他什么罪名突击搜查或拘捕那两个家伙，以此端掉他们的生意。”我不喜欢这种腔调：“你为什么要拘捕那个女人？
挺身而出的人反倒要坐牢？”“嗯，这是法律。我们必须按法律办事嘛。”我飞快地翻了一遍我手头上的档案，抽出一张从日本警视厅那里拿到的官方指导。“瞧，”我说，“这上面说了，日本的所有警方都要尽全力阻止人口贩卖活动，妥善处理这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他哼了一声：“杰克，那纯粹是日本警视厅在胡说八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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