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弄清楚后藤怎样进入美国的问题上开始有所进展了。我有了一个线索，而且发展了一个可靠的线人——知道很多内幕而且愿意开口的人。2006年12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我去见了柴田正树——一个住在东京市中心的一家非常讲究的医院里的前压酷砸。
柴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还曾经是高利贷帝王的朋友。毕竟，世界真小啊。我正在做人口贩卖调查项目，同时进行着其他调查工作来维持进项。我很担心海伦娜，她完全消失了。我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来回穿梭着，孩子们似乎很满意他们的新家，英语学得也很快(1)。
我们有些问题需要适应，而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全民医疗保险。碰到贝尼发高烧病倒的时候，日子就变得非常艰难；我心里很清楚，除非万不得已，不能送她去看急诊。在日本，我们即使在半夜里也会不假思索就去的。
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像现在这样盘算过医疗保健的费用问题。日本的公共医疗制度可能并不怎么样，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说得过去的，总比没有好吧。然而，日本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几乎所有的餐馆都是一尘不染的——地板发光，台面清洁，桌布明亮。
但医疗设施里就看不到这种景象了。大多数医院的地板上都积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床单是洗过的，但污渍还留在上面；窗户也好像有几十年没有擦了。你必须把鞋脱掉，穿上发霉的拖鞋，走过光线昏暗的大厅，两旁的过道摆满了医疗设备和医疗用品。
柴田住的那家医院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穿鞋，里面窗明几净，光线充足，你也许真的可以把饭菜吃个精光而不必担心二次感染。我没有在访客留名簿上签名。我不想留下拜访过这家伙或认识他的任何证据。柴田在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里曾是个大人物，但他不再是任何组织里的人了。
他被诊断出罹患肝癌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以前过的是一种罪恶的生活。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压酷砸群体为什么会成为肝癌的重灾区。这种现象和文身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压酷砸在年轻的时候就文身了，而且用的针头也不干净。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得了丙肝，还嗜酒成性——这是一种相当致命的组合。此外，传统的文身方法几乎把汗腺全部杀死了，身体不容易把毒排出体外，这也加重了这个器官的负担。柴田知道自己是不会去做肝脏移植的，他决定与这个世界言归于好，弥补他所能弥补的地方。
他娶了一位曾在他的一家俱乐部里工作的马来西亚女子，跟她有了一个孩子。幸运的是，柴田想找个人谈一谈，以此来抵消自己的罪过。于是，一个和尚介绍我们相互认识了。这就是所谓的“赎罪”。当然，他告诉我什么消息和我能怎么处理这些消息都是有条件的。
他知道，他一死，报刊上就会披露有关他那些令人难堪的事情。我必须答应他，我会告诉他的儿子，他的父亲还有另外的一面，想过要更好地做人。我还要负责把一封未打开的信函交给他的儿子。柴田看上去精神相当不好。一个人到了肝癌晚期，脸色会变得惨白。
他的脸色微黄，看来还没到那个地步。随着肝脏的功能越来越弱，体内应该滤除的各种毒素就排不出去了。这样，你自己就不知不觉地中毒了。有些人还会变得脾气暴躁，神志不清。作为一名记者，在询问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前，先聊上一会儿总是没有坏处的。
我提到自己在来看望他的途中经过了八重洲富士屋酒店，想起了2002年的金永寿谋杀案。他问我是不是想知道真相。不过，我得先把窗户打开，他想抽烟。我给他带了一盒铝盒的好彩牌香烟，这是他最喜欢的牌子，我是在免税店里买的，一盒10根。
我还得站到他的床上去，把烟雾报警器断开。富士屋酒店枪击案依然历历在目，我只要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就可以了。我又一次装成傻乎乎的老外——这种角色用不着体验派表演方法——成功地钻过警方的黄胶带，直接走到了尸体旁边。
地上的血几乎覆盖了那段街道，那么浓，那么多。我仿佛都能看见血水坑上依稀冒出来的热气，空气中飘荡着类似铝箔的气味。尽管受害者金的衣服上都是血，但一看就知道他的穿着入时——也许是阿玛尼牌的一套黑色细条纹西服。
我不赶时髦，但好西服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里面穿着一件做工精细的人字形图案的衬衫，深灰色的，显然是定做的，很合身。金是个老派的人。我数了一下，十根手指都在，不过左手的小指看上去有点可疑——可能不是原来的，而是用一个脚趾通过修复手术复原的。
只要脱下他的鞋子就会知道真相，但那样做一定要冒更大的风险。我照了两三张照片之后，被一个惊慌失措的警察抓住胳膊、两脚腾空地拖回到犯罪现场胶带的外面去了。他拖着我往外走的时候，我发现双脚留下了一道血迹，黏糊糊的，就像蜗牛的黏液一样。
我想搞不好会有人来指责我破坏了犯罪现场的完整性，不过这起枪杀案发生在世界最大的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前面，现场早就被破坏了不少，开枪的人也被拘留了，我并不觉得太内疚。我在脑海里重现着这段情景的时候，柴田在默默地等着我。
“我说，当时你在那儿？”“是的，我在现场。我看到了尸体。”金永寿，真实年龄不详，但很可能还不到50岁，韩国血统的日本公民，是大阪的压酷砸团体侠友会（属于山口组家族）的头子。他跟六甲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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