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伙（同样属于山口组）的头子龟谷直人在富士屋酒店前进行着激烈的谈话。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密友。金突然不谈了，迅速钻进停在他们旁边的一辆黑色大轿车的后座。陪着金的30岁的下属兼司机高贯健一也坐进了驾驶室，只剩下龟谷一个人站在车旁。
汽车正准备开走，龟谷突然掏出一支手枪，朝着汽车的后座扫射起来，当即就把金打死了。司机跳下车来，也中枪了。龟谷徒步逃离了现场，但跑出五六十米远就被正好在附近转悠的警察捉住，并以谋杀未遂的罪名逮捕了。这表面上看似一起相当简单的凶杀案，却是极不寻常的：这种派系间的暴力事件并不常见。
“你想知道真相吗？”“是的，我想知道。”“好吧。”然后柴田却没说什么，似乎陷入了沉思。我提醒他，我想知道真相，他点了点头。柴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烟，手指形成了一个圆圈，小指颇为优雅地翘着。
然后讲了起来。真相令人难以置信，它牵涉到大阪检察官办公室的贿赂款、媒体对事实的隐瞒和骇人听闻的掩盖行为。尽管如此，它并不完全合乎情理，有点像日本比比皆是的阴谋论。我可以说得详细些，但还是让我活到天年吧。
不过，我当时还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证据在哪里？”我问这个聪明人。“我就是他妈的证据。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柴田断然回答道，然后把烟头捻灭在窗台上。那一瞬间，尽管他的面颊显得苍白而消瘦，我还是能感觉到一种强大的魄力，正是这种魄力使他成了他那个时代里会吓得你屁滚尿流的执行杀手。
他的脸色显得那么紧张。房间顿时变得非常安静，静得都可以听到烟丝燃烧的“咝咝”声。“我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你是记者，自己去想吧。”“前记者。”“是啊，是啊，反正都无所谓了，都成为历史了，没人在乎。不过，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你难道不想知道龟谷为什么对自己的动机只字未提吗？你难道不想知道他为什么只被判了20年而不是终身监禁吗？”“嗯，我认为，要是他杀了平民，就会被判终身监禁。”“你们这些王八蛋。只要是压酷砸杀了压酷砸，那谁也不会管的。
”这话让我踌躇了一下。“你知道吗，”我说，“有一次我也跟埼玉的一个警察说过同样的话，然后我们就打了赌。结果是我带着他一家人出去吃了韩国烧烤，而他们点的竟然是和牛(2)！你想听吗？”他点了点头。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关口的身体还很好。
1994年11月16日，国粹会和山口组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国粹会先动手了，开枪重伤了两名造访他们的东京事务所的山口组打手。第二天，山口组进行了报复，那场火并扩大到了两个县——佐贺和山梨，然后蔓延到东京的新宿，最终蔓延到了埼玉县。
那天，我正期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老天没有让我失望。我当时正在警方记者俱乐部里消磨着时间——向《东京新闻》的一位资深记者学习麻将的高招，这时，一个公共事务官跑了进来，大声叫着“发生枪击事件啦”。有人中枪了，是两个人，而不是事务所的门。
我搭便车赶到了犯罪现场。犯罪现场在鸿巢市中心的一栋七层公寓大楼里，国粹会事务所的门上挂着“东欧侦探社”的牌子。这是该地区作为国粹会事务所的幌子的三家私人侦探社之一，连黄页里都有它们的广告。几个压酷砸模样的凶汉在事务所进进出出，朝着他们的手机大声喊叫着，对那些正在涌入现场、忙着用黄胶带把整个一楼隔离起来的警察视而不见。
人行道上有血，但没有尸体。我尽可能多地抢拍着照片。有一个压酷砸，戴着一副超大的墨镜，穿着一身白丝绒运动服，一边瞪着我，一边对着手机说着什么。他猛地挥了挥手，仿佛在说：“别他妈的拍我。”但我还是拍了。这下可把他惹着了。
他朝我跺着脚，操着下流话破口大骂起来，但他那些卷着舌头发出带“r”音的那种典型的压酷砸式咆哮我一句也听不懂，那一定是从拙劣的压酷砸电影里学来的，就像意大利黑手党指望在好莱坞电影上看到自己一样，日本的压酷砸也在干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压酷砸通常拥有拍压酷砸电影的制片厂，也就是说，在一部压酷砸电影里，有时扮演压酷砸的群众演员其实就是压酷砸。反过来说，在我面前的这些相貌可怕的家伙肯定不是演员。我指着我的《读卖新闻》袖标：“我是记者，我有权利拍照。
”我的灵敏反应并没有镇住他，他伸手就来抢我的相机。我把相机往回一收，他没够着；我又伸出一根手指朝他摆了摆，然后走了。我为什么敢这么神气活现？因为我最喜欢的警察关口这时来到了现场。他身穿黑色牛仔裤、深蓝色毛衣和长皮夹克，头发向后梳成服帖的背头，而且戴着皮手套，看上去比压酷砸更像压酷砸。
正当这个白丝绒先生靠过来准备一拳把我打趴下的时候，关口大喝了一声那家伙的名字，对他说道：“别待在这儿碍事，把那讨厌的手机关了。”那个男子后退了几步，但还在瞪着我。关口走过来检查了一下现场的子弹，低声说：“杰克，不要再冒险了。
别招惹那些家伙，他们可没有什么幽默感。”然后加了一句：“晚上过来坐坐吧。”我点了点头。我们定过一个规矩：绝不在犯罪现场交谈。我在附近转悠了一下，想听一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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