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已经回到日本，跟我的岳母住在一起。这对孩子们来说有好处——他们的英语已经非常熟练，现在该温习一下日语了。就在我们准备返回美国的前一天——8月29日左右——我们一起在中餐馆吃饭的时候，关口的妻子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去世了。
我当时就想取消航班，留下来参加葬礼。我的决定让大家——除了孩子们——很生气，我跟淳和我的岳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们都认为我应该等下一次来日本的时候再去守灵拜访他的家人，我不同意。没有人想得到，一个满脑袋怪念头的犹太小鬼和一个比他大10岁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警察竟然会成为这么要好的朋友，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
我想留下来，但淳一直不答应。我问淳能不能由她自己带孩子回家，我会把她送到成田机场，然后叫人到美国的机场去接她，开车送他们回家，但我受到了指责，说我把个人的需求凌驾于家庭的需求之上。我们吃完饭，离开中餐馆回到淳的家里。
我想，我至少应该去看望一下关口的家人，同时表达我对死者的敬意。晚上10点，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冒雨前往地处荒凉的甲南的关口家。淳跟我一起去了，但我们一路无话。雨下得太大了，出租车在路上不得不停了一两次，光车费就花了近250美元。
半夜跑到关口家里去，恍若回到过去的时光，但这次不同往常了。我穿着一身我带在身边的黑西服，还从淳的母亲那里借了一条黑领带。我知道，葬礼和守灵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仪式，但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并非如此。我答应过关口，他去世的时候我会去参加他的葬礼，跟他告别；我会穿上一身道地的西服；我会尽量穿对袜子。
我至少欠了他一炷香。你会以为人们会理解，有时承诺在死后也是必须遵守的。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几个遗憾之一：我曾答应去参加他的葬礼，但我没去成。我到他家的时候，他的遗体已经运回来了，但不是按日本常见的佛教的方式摆放的，看来准备举行的是神道教葬礼(5)。
我到那儿的时候，他的遗体停放在客厅里的一个蒲团上——神道方式。我对神道教仪式一无所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相比，关口教了我更多有关报道、审讯、荣誉和信任的东西。我几乎把他当成了第二父亲。
我是先把我的贝尼带去给他看过之后才带去给自己的父母亲看的。看来即使死了，关口仍然可以让我学到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情。看到他那样躺在榻榻米上，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他们拿下他脸上盖着的白布，让我瞻仰他的遗容。
他看上去似乎在笑——那种在我面前摆着一则消息、说一则烂笑话或者又赢了一次我跟他打的赌的时候常有的沾沾自喜的傻笑。前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剧痛中度日，连静脉注射吗啡都不管用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全身。有一阵子他坚持每天到离他在埼玉的家大约三个小时、位于台场的有明癌症研究所去。
他看的是门诊，所以，在接受了化疗和放疗的摧残之后，他还得乘着电车艰难地返回埼玉，遇到上下班的高峰时段，车上连座位都没有。我坚持要出钱让他治疗后在离医院不远的台场太平洋大酒店里逗留一下，他在回家之前需要休息。
当然，他不同意并拒绝了。他不能接受那样的礼物。作为一名警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在工作——他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更不用说值钱的东西了。我告诉他，那个酒店是雇我做事的一家公司开的，我免费得到了那个房间。
这当然是个谎言。我认为他知道这是个谎言，也知道我对此心知肚明。但这个谎言是必要的，这使他能够接受这个礼物，而我就是想要他接受这个礼物。这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事情——首先必须维护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是“表面原则”，然后再考虑真正的意图。
这个“表面原则”就是，他只是借用了一个房间。这样，不论对他还是对我都说得过去。“说谎也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是来自一段佛经的谚语。那段佛经里有个故事，讲的是一群孩子在一所房子里玩耍的时候，房子起火了，非常危险，如果那些小孩再不出来就会被烧死。
但那些小孩玩得太起劲了，不愿离开那所房子。人们吆喝着让他们出来，他们就是不听，还把里面的门闩插上。这时，有个人跟那些孩子说，到房子外面来就有好吃的糖果在等着他们。这是个谎言，却让孩子们离开了那所房子，他们因此都得救了。
“说谎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有的时候的确如此。可惜的是，我没有力量让他离开那所房子。我能够为他做到的就是在房子烧塌的时候让他觉得稍微舒服一些而已。我知道怎样在佛教葬礼上致告别礼，但这次我就不知所措了。我按关口夫人的指导做完仪式——给他喂了水(6)之后鞠躬。
我在他的头旁边摆着食品的桌子上放了一根香烟。让他得了癌症的不是香烟，而是背叛。几年前，警队里的另一个警察向一家报社泄露了对他不利的消息。他是关口的一个同事，对关口取得的成就一直心怀不满。关口的“罪行”是，在把一个压酷砸带到派出所实施拘捕之前，打开了他的手铐，还给他买了一碗拉面吃。
关口还制止了一起险些发生的监狱暴动，而他所做的就是把一个压酷砸拉到拘留所外面，让他抽了一根烟。所有这些事情都违反了警察规定。企图加害关口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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