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相信我们会在做这样的交谈。”“我已经把所有能说的都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祝你好运。不要低估了那个人，他可没低估你哦。”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事态急转直下。有人告诉我说，后藤已经决定，如果他被判有罪——按他的情况会被判死刑——他就会派人弄死我。
2008年3月5日，警方把我保护了起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陪我到日本警视厅去了，他们讨论了所能采取的措施。联邦调查局联系了当地的美国执法机构，让他们监视我在美国的家。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要求我说出我在后藤组里的消息来源，我拒绝了。
他们警告我说，这样的话，日本警方这边将很难为24小时保护措施找到正当理由，而我只能说“那我尽力吧”。我被带到东京都警视厅去见了有组织犯罪管制调查三科的警探们，那些人将负责保护我。过去，那些人都是我采访的对象，而不是我为了活命而要依靠的家伙。
在去东京都警视厅的办公室之前，我发送了一封快速电邮(6)给那些我认识的警察，提醒他们要假装不认识我。其中一位警探很快就给我回了电邮：“在这样的时刻，当一个好朋友遇到麻烦，我才不在乎这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职业生涯呢。
我和其他几个人，我们现在就要去跟上司说，我们认识你，你是个正直的家伙。那次‘肥皂乐园’行动的情报我们还欠着你的人情呢，我们支持你。”我跟那些警察走得并不是非常近，把他们当作泛泛之交，但这次让我深感荣幸。
我这才发现，自己认为是好朋友的人根本就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自己认为只是相识的人里面却有一些是曾经拥有的最好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中不会经常有衡量朋友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的机会，一旦有了，结果可能绝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在东京都警视厅，我们谈得很愉快。一位在场的警探在我要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补充道：“后藤真是个讨厌鬼。这家伙跟17起以上的谋杀案有瓜葛，还与在成城发生的谋杀未遂案有关——就是后藤的打手找不到他想整死的家伙，就捅伤了那家伙的妻子的那次。
你在让他活得不自在，你在做我们应该在做的事情。祝你好运。”他的话让我心里很舒坦。我有些文件要填，而且必须回到日本警视厅去交。交完出来的时候，一位我还在埼玉的时候就认识我的日本警视厅官员邀我到楼下的咖啡厅去喝杯咖啡。
我们一边喝着相当不错的卡布奇诺，一边聊着过去的事情。这个曾经的首席法医在担任埼玉县警察署的负责人之后，又去当了当地交通安全协会的主席，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另外几位曾经参与养犬人系列杀人案的警察也已经退休了。
他给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些坏消息：“你可能在想应该回家了。别回去。如果你回家去，他知道你住在哪里，你会让你的家人遭殃的。他很可能会雇某个帮派分子去干这种事情，如果你的家人在你身边，他们就会被卷进去。如果他找不到你，很可能会去找你的朋友。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我想回家。他还没有说完。“后藤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一年，日本警视厅查到有近100万美元通过他的赌场账户转走了。他在东京就有一个账户，是一个大赌场的日本分部的。你报道过梶山的案子，应该知道那种账户的用途。
你的消息很可靠。”“你有什么建议吗？”“其实我本不该说这番话的，不过，情况是这样的：你对他的名声和地位构成了威胁。如果他把你除掉，也许他可以保持沉默。一旦你把书出版了，弄死你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你是个记者，对不？
是写出来的时候了。”3月7日，我去东京地方法院旁听了后藤的审判，把日本警视厅惹恼了。据负责那起案件的警察称，主要证人受到了严重威胁，拒绝作证了。我设法进去旁听了几分钟的审判，就坐在后藤的背后。如果我真的想伸出手去掐死他，或者把铅笔戳进他的喉头的话，是可以办到的，我没有那样做。
但我忍不住有点想用手去碰碰他，哪怕只是一秒钟，看看是不是他。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我不得不中途退场了，本来就不应该待在那里的。我在法庭外面的大厅里等着。当无罪判决向等候在大厅里的新闻媒体公布之后，一个负责此案的警探对我说：“你知道吗，在这次审判中出庭指证后藤的每一个人都会消失。
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他摇了摇头。紧接着，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后藤走出法庭，跟他的保镖一起向电梯走去——没有走后门，也没有耀武扬威。没有一个记者想要上前去跟他说话。当然，他们都在看着，但没有一个人跟在他后面；后藤的律师一出现在大厅里，他们就朝那个律师跑去，尽快地远离后藤。
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电梯前只有我、后藤和他的保镖。这是唯一一次，我跟那个人面对面站在了一起。我第一次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强大了。他个子不高，既不强壮也不显眼，但他直视着你的时候，就让你有一种用手卡住你的喉咙的感觉。
我们都认出了对方，他用日语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没有让我听清他的恐吓。看来是对我的恐吓，可惜我哪种语言的唇读都不擅长。我同样无声地作出了回答——竖起中指。这就是我们要对彼此说的。后藤的保镖把他那恼怒的老板轻轻推进了电梯，我就跟在一群记者后面，来到了后藤的律师、前检察官牧义之召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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