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向着对方发出快乐的尖叫。
殒楠说，“你知道吗，我们俩的额头长得很相像。”
我用手抚了抚自己的脑门，说，“这地方是我们思想的前廊、是我们庞杂的精神大厦的门堂，所以这里边和内部无论是斑斓的彩虹还是凋残的破蜘蛛网，你我的构造也恐怕是大同小异了。”
殒楠搂搂我的肩，表示赞同。
然后，她抬头望望储满阴雨的天空，说，“好了，今天这个‘前廊’和‘门堂’的会餐就到此结束吧，它永远吃不到我们的肚子里边去，我们现在去吃一种最能勾引人欲望的食物好不好？”
如果用热爱吃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热爱生活的话，那么我的确不能算是一个生活的强烈爱好者。我想不出任何一种食物让我牵肠挂肚流连忘返，像思念一个人那样刻骨铭心。
关于吃，殒楠比我津津有味并且擅长此道得多。她的胃总是很有灵感，遇到合乎她口味的食物，比如面条之类，她的话就会变得像是把细嚼慢咽吃进肚子里边去的那一根根面条衔接起来那么长，绵绵延延说不完。
我的朋友殒楠比我热爱生活和生命。
殒楠说，“我们去吃这个江边山城里最有特色的火锅好不好？它辣得如同一场梦幻，殷红得好像最浓的爱情。”
然后，殒楠牵住我的一只手，它们自自然然地勾在一起，一同滑进她暖暖的衣兜里。
我们向堤岸阑珊的渔火灯光走去。
这会儿，我和殒楠将乘座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回到我生活的那个北方的文化故都——N城。再过不到半小时，我们即将离开殒楠的家乡——一座江南的阴雨缠绵的山城。
在这座灰雾朦朦的江边小城，阳光都湿淋淋的，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石板小路总是把我的没有方向的脚步诱到江边，使我在罗布着乌篷船和汽笛悠然的江轮的岸边久久伫立，仿佛我是专程来这个东方的雾都等候一个人。
坦白地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正在等待一个什么人降临。回想起来，在我活过的三十年里其实一直在等待。早年我曾奢望这个致命的人一定是位男子，智慧、英俊而柔美。后来我放弃了性别要求，我以为做为一个女人只能或者必须期待一个男人这个观念，无非是几千年遗传来的约定俗成的带有强制性的习惯，为了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世界生存下去，一个女人必须选择一个男人，以加入“大多数”成为“正常”，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介理，我并不以为然，我更愿意把一个人的性别放在他（她）本身的质量后边，我不再在乎男女性别，也不在乎身处“少数”，而且并不以为“异常”。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男人与女人之间，这其实也是我们女人之间长久以来被荒废了的一种生命力潜能（这种改变是在我系统地研究了人类性别的多种可能性倾向和性别深处复杂的原始潜能之后，在我走访了澳洲和欧洲的一些现代文明古国之后发生的）。但是他（她）必须是致命的，这一点无疑。
我知道这是一种缘分，刻意不得。也许忽然有一天在你并不期望什么了的时候降临。
正如七天前，我乘飞机前往这座江边山城的时候，我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关系在机舱里在一瞬间忽然产生一样。
我到江南这个城市当然是为了找到一个具体的人——我的朋友殒楠。我们曾在长途电话中磋商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子协会，我们决不标榜任何“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招牌，我们追求真正的性别平等，超性别意识，渴望打破源远流长的纯粹由男人为这个世界建构起来的一统天下的生活、文化以及艺术的规范和准则。长久以来，我们始终在男人们想当然的规则中，以一种惯性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女人自己的准则，我们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学艺术家硬朗的笔划雕刻出来的简单化的女人形象，我们的心灵历程与精神史是由男性的“女性问题”专家所建构。一些女性为了在强权的既成的规范中出人头地，努力迎合男人观念中的“女性意识”。我和殒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对此深深为我们的同胞姐妹遗憾。
在长途电话中，殒楠说有几个女性画家朋友提议这个协会的名称定为“第二性”。可是，我和殒楠一致觉得不好，这无疑是对男人为第一性的即成准则的认同和支持。我们说来说去，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把这个女人的协会叫做“破开”。
我和尼克松的关系，就是七天前我投奔殒楠去筹划“破开”时，在我登上飞机后不久忽然发生的。
当时，我找到我的座位17A时，已遍体疲惫，虽然飞机还在地面跑道上滑行，我还没有升天，但不知为什么觉得太阳逼近了，有点头晕眼花。我瘫坐在位子里想念着即将见到的殒楠，想象她正安静地坐在兀立江边的那座两层的小楼里，面朝百叶窗，江面的睡思昏昏的小风从她那只敞开的窗子涌进房间，在她的天花板显得低矮的房间里徘徊。墙壁上挂着一只老式钟表，她依然像以前一样懒得去上弦，仿佛不相信时间和未来，她喜欢让日子过得松弛而悠闲。我想象她坐在房间里，沉着冷静地吐出靛青色香烟雾气的处惊不乱的样子，想象她苍白的脸孔和她洞悉世情的眼眸深处的沧桑，这种不慌不忙泰然自若的情态构成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无论在哪儿，都令她身边的男男女女们环绕她时像欢快的小马驹一样热情驯服。
这时，飞机乘务小姐走过来，也许是因为我的脸色很难看的缘故，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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