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没问题。然后，她递给我一份报纸，是《人民日报》。这种报纸关心和报道的事情一般都比较重大。我每天总是搜罗一大堆边边角角的小报来读，那些小报的颜色像我爱吃的发黑的全麦面包，喂养着我苍白的思想。
这有点像我的生活，总是在一种沸沸扬扬的潮流之外，在清寂的边角小道独自漫走。孤独于我是一种最舒服最深刻的情感方式，它几乎成为我生命血液里换不掉的血型，与生俱来，与我相安为伴。
我把空中小姐送给我的报纸丢在身边空着的座位上，松弛身体闭目养神。飞机正在跑道上颠动而呼啸地滑行，于是我让自己从头到脚沉浸在奔赴一种深挚友情的震颤中。然后，我睁开眼睛按动右手扶把上的黑钮，试图把椅背向后倾仰，以便使那被长期的职业需要弄得僵紧的脊椎骨尽可能放松。
在我向右下方低垂目光的一瞬间，我的余光瞥到了那张《人民日报》，一行醒目的“吊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逝世”的黑色字幕闯入我的眼睛。
我与尼克松的关系其实只是我与尼克松时代的关系，当我忽然看见尼克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也只是我幼年时天真、忧戚、单薄而无辜的生活，我坐在一幢有着深栗色窗户框和麦白色窗户纸的老式大房子里，坐在我父亲在那红色年代中绝望、愤怒的目光里，这目光堵住了我嘴中鲜花烂漫的童音。我看见这个小女孩双手抱着在贫瘠的梦幻中那瘦骨嶙峋、摇摇晃晃的膝盖，睁大惊恐的眼睛，干枯焦黄的头发如同风中的野麦，她不会梳头发，她在等妈妈回家。她站在纱门外宽阔的前廊上等，站在四合院漆黑残损的木门前等。麻黄色的晾衣绳在她的身后悠悠荡荡，一筹莫展的猫咪耐性极好地在空洞的院子里散步，夏日黄昏的小风环绕她麻杆一般细细的颈间。她像企图过马路的小狗一样东看看西看看，然后猛地窜到胡同对面的那块高大的白石头上边去，她站得高高的，以便早一分钟看到妈妈从一个出人意料的方向露出身影。没有妈妈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没有女人的家，算不上是一个家，而这个小女孩还算不上是一个女人……早在尼克松时代，女人就已在我心中奠定了她在这个世界的辉煌。当一个男人颐指气使地发脾气时，就会有一个女人母牛般默默地忍受，她们像我童年院子的那棵梨花树，浑身上下被东拉西扯沉甸甸的晾衣绳索拴紧坠压，一日日忍辱负重，却依然绽出幽香温馨的梨树花。
那一天，我拿起了身边的《人民日报》，映在脑子里的却是童年的一幅幅黑白拓片画。然后，我把报纸放在一边，打算一同放下那遥远的往昔。
我扭过头望望轩窗外边渐渐贴近的蓝天白云，云朵像一只只硕大的白兔悠闲地玩耍。阳光很朗，光线金黄，机翼在琴弦似的光芒上轻曼地拨动，一群群银铃般的嗡嗡声舞荡弥漫……“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我混杂在童年小学校里稚嫩的童声齐唱当中，几个跟随尼克松来华访问的美国佬，高兴地听我们演唱，他们听不懂歌词，他们走上前来抱起我们，一个个亲吻我们的脸蛋……机身抖动了一下，我从轩窗外收回了目光。
我在心里说，再见，尼克松，永别！
好像我此行是专程为了在飞机上与尼克松告别。在高空中天堂的门口。
旅行时身边无人与你搭话闲扯是最大的一件美事。现在，我将拥有一百零几十分钟的时间独自守候内心里的一个人。
一份与殒楠有关的温馨的记忆，这是多么好。如果能够放松神经地与自己单独相处，那么我愿每隔两三个小时吃上一粒乘晕宁，使我的生活永远在天上，在飞翔。
我相信偶然和缘份。相信我和我的朋友殒楠之间的姐妹情谊一点不低于爱情的质量。
这会儿，我和殒楠不忙不慌地坐在候机厅里，我们将一同从这个低漫的山腹盆地飞往我的家乡——N城，我们不急，不想混杂在棘丛似的灰不溜秋人群里蜂拥而上，不想把我们从容的脚踝埋没在身前身后一包包肥头大耳的行李下，埋没在随意丢弃的空啤酒罐以及横倒的可口可乐的纸杯里。我们打算在飞机起飞之前十分钟登上机舱。
我对殒楠说，我要去一下卫生间，我不习惯在天上用厕所，那儿离上帝太近，人间的事，无论是我们女人的还是他们男人的，凡与性器官有关系的问题，最好在地上解决，因为上帝是无性别的，我们不要骚扰人家。
殒楠笑，她的象牙似的整齐细密的牙齿，像一排光滑的小石墙悠然打开，使得从那里边滑溜出来的每一声笑声都银子般闪闪发亮。
我的朋友殒楠是个天性快乐的女人，一个显得安静而孤独的享乐主义者。她不像我那样总被一些想法纠来缠去，把自己的精神逼到一种绝望的边缘犄角，一种情绪化的顶端，我总是执拗地把自己的脚步煽动得不顾一切，在死胡同里勇往向前。
殒楠不。她常常不动声色地伫立在人群里左观右望，即使是在肮脏得连天空都失去蓝颜色的生意场，她也能心平气和地用她那双沾满小提琴敏感乐声的手与那些肥硕的专门用来数钞票或者专门操纵印章的大手把握，屏息忍住咽喉的干涩，然后站立在阳光之下游刃有余地咽下人世间最冷酷的现实。
但是一转身，你看到的依然是她轻松而迷人的风采。
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不论是在她那茶褐色的柔情的家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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