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有余》（1901年）中写道：日本“至今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余》畅销了20多万册，“没有哲学”的命题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论。“哲学”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中国也沿用了他的翻译。是一个新概念，同时，日本还没有走出因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话未免有些偏激。诋毁传统的强劲潮流很快抵达中国，似乎非除旧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善的研究》，试图把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日本学界通常把这一年当作本土哲学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做加减法，他似乎不能在一个源流中创新。儒、释、道等思想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更侧重发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维。这种不足阻碍战略文化的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弥补。
虽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后，他的哲学被当作日本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同时，德国历史哲学中受到纳粹赞赏的部分也被介绍到日本。一般说来，极端专制国家很难产生理论创新，专制者却一定会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西田的理论有浓重的形而上学。他的书发行量很大，但还不足于动摇日本人的思维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维能力，正合“有勇无谋”一词。国家战略属于“抽象思辨”的范畴，以对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及目标的把握为特征。如果目光只限于“现时现地”和“现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历史，不能展望未来，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这是日本漠视它对邻国所犯罪行的深层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战略空间。
日本缺乏战略，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因为没有能够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日本人中，可以说找不到合乎条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围绕政治活动应付日常事务的政客之流，战前的日本可以勉强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辅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术员。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意识来自天皇。……现在许多国家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称为政治家，这种评价已经形成共识。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245-24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深感威胁。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的激烈辩论。那一段时间美国表现出的绝望和痛苦，超过了美国今天对中国的警惕。虽然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日本更让美国人担心他们的霸主地位。这场辩论产生了一批从新角度审视日本的著作，它们的作者被称为日本学的“修正主义者”。美国人发现，在战后经他们一手塑造的日本政体，和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卡尔?凡?沃尔福兰有言：“（日本）通产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营部门’都是与这些标签向美国人所显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调和的分歧？》，卡尔?凡?沃尔福兰，《国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沃尔福兰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他把日本称为“astatelessnation”——无国家的民族。这是他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自1989年出版以来，《日本权力之谜：无国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日本学的一本经典著作。沃尔福兰并不是说，日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故国的民族，像以色列复国之前的犹太人。State指政体。他是说，“没有个人或集团得到授权，可以做出对日本所有机构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全国努力的一部分”。《再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90秋季号。沃尔福兰是较早提出日本欠缺国家战略的学者之一，也是很有影响的研究日本的学者。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观点，在自己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日本是传统上就不善于制定国家战略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1页，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战略，日本总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这导致了它的战败。中曾根说：
关于大东亚战争后的日本状况，我只能说，日本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强。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丝毫没有改变……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
作为日本前首相和实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试图在此书中弥补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论事，没有国家战略所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深远目光。在这本书中，中曾根康弘在多处提到他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气。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历史。
按照沃尔福兰的观点，日本国没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对经济和政治决策承担最终责任。日本的体制是不同等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中心。日本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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