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虽然如此，他认为日本的战术优点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场，替他们设想了另一场侵华战争。他认为，那样的结果将对日本有利得多。但日本的战争没有战略。
战术失败有时会挽救战略失误。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关东军试探进攻苏联，和苏联远东部队时有小规模的冲突。1939年9月，在外蒙古与内蒙古交界的诺门坎，苏军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挥下，迎战比他们人数略多的关东军（双方都不足6万人）。岛国的日军在装备、战术上都远落后于陆地大国苏联的军队。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下，一个师团、近两万日军被消灭。1941年4月13日，按照苏联提出的条件，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这时距德国入侵苏联只有两个多月。
中立条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还是个疑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情报，并立即开始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赞同进攻苏联的人，不仅有陆军将领，还有外相松冈洋右——他刚刚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计划在1941年9月初对苏联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日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强国美国。日、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激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巨大劣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强，消灭美国有生力量，迫使美国讲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战略错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日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之前，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美国，参见《剑桥插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美国的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日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美国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日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1940年，美国在日本的进口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进口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插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出入），铁为80%，棉花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美国的物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美国把作战重点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国家战略的不足，同时也会加深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出色的战役。如果日本偷袭失败，美国人一定会很满意，不再过多追究。日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对日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脱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帮助美国了解敌人的性格，制定对日政策。她的《菊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菊与刀》，85-86页。
如果战略眼光只盯在当前的现实，就不可能投射很远。没有战略，国家就没有目标。在快速变化的、动荡的时代，没有目标的国家是危险的。国家不应该永远摸着石头过河。
本尼迪克特说的“许多专著”，应该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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