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模式。这种模式既帮助了别人，也充实了自己，对构筑和谐社会有利。
采访结束，我和英姑同桌吃饭。发现一个秘密：英姑只吃素。
从沙井回来，我很兴奋，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老吴打电话。大约是太兴奋的缘故，竟然忘记了礼貌，没有再喊他“科长”，而是直接称“老吴”。
我把情况说了。说得比较详细，连曾柳英在当地其实被人称为“英姑”，而不是“爱心妈妈”，以及土改那年她妈妈从地主家抱回一尊观音菩萨这样的细节都说了。
老吴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哼一下或喔一下，像是怕我寂寞，来点小喝彩。
我自认为自己说话比较有条理，再复杂的问题，经我的嘴巴也能说清楚，况且曾柳英的事迹并不复杂，也不需要加工，有什么说什么，所以，很快就说完了。
“完了？”老吴问。仿佛他还没有听够。
“完了。”我说。声音不如开始说的时候有弹性，因为我没有听到实在的喝彩声。比如“辛苦了”、“谢谢”、“太好了”、“你了解得很仔细”或者“你说得很清楚”之类，相反，按照老吴的问法，好像我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说到位一样。
我立刻调整自己心理，调整的方式是往好处想，不要往坏处想，想着可能是我讲得太精彩了，所以他还没有听过瘾，想继续听，就好比一个歌唱家的演唱太精彩了，以至于演唱完了之后，观众竟然忘记鼓掌一样。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是嘴巴却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啊，噢，这个……我想知道曾柳英信佛信到什么程度。比如只是心里信，还是直接加入佛教协会，参加法事活动等等。”
“这个……好像没有吧。”我回答的不是很有底气，因为我根本没有问英姑这个问题，所以不敢肯定。
“这个很重要吗？”我问。
老吴没有立刻回答重要还是不重要，而是停顿了一下，我隐隐约约好像还听见他在那头有个轻微咂嘴的声音。
这样吧，”老吴说，“我先给导师打个电话，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吗？”
“好吧。”我说。
过了一会儿，老吴把电话打过来，但是并没有与我讨论曾柳英信佛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个问题到底重要到什么程度，只是问：“教授想直接跟你通电话，可以吗？”
我稍微愣了一下，马上就说：“可以，没问题。”
还没有等问是我打过去还是他导师打过来，老吴那边说了声“那我让他打给你吧”，就先把电话挂了。
老吴的导师我是认识的。但我不敢肯定他还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上次我没敢对老吴说。说了，怕万一对方不记得我了，老吴不是怀疑我吹牛吗？
5年前，2000年春节刚过，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银企合作研讨会，和老吴的老师在亮马河饭店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并且做过交谈，但当时我呈给这个著名学者的名片是深圳某投资公司总经理，估计现在就是面对面了，他也很难把当年投资公司总经理和如今的一个作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干脆不说了。
等了大约5分钟，北京的电话打过来。照例，双方先是寒暄了几句。我本来想好了不提那次短暂交往的，但是一说上话，忘了，还是说了。一说，教授果然记得上次那个研讨会，并且还说记得我这个人，说我高高大大的，不像是安徽人，倒像是东北人。教授这样一说，我就相信他是真记得我，因为同样的话，他当时就说过。既然如此，那么我和教授也算是老熟人了，在后面的交谈中，彼此少了客套与拘谨。
教授不愧是著名学者，习惯调查研究，善于聆听来自基层的意见，具体表现就是他先不说自己的观点，而是鼓励我说，让我谈谈自己的观点，谈谈对一个党员同时也吃斋信佛的看法。
我刚开始拘谨，不想说，想听他说，但到底没有他沉住气，经不起教授的鼓励，还是说了。
我说：“我看可以。当年共产党员还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包括毛主席都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今天一个普通党员，在不影响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吃斋信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按照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看客观效果，看怎么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当年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其实是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那样做对我们党的建设与发展有利，现在共产党员个人吃斋信佛，我看也是这样，至少，吃斋信佛的党员不会去伤天害理贪污腐败，不会成为人民的败类。就说这个英姑，也就是曾柳英，她既吃斋信佛，同时也是党员，而且是模范党员。不但自己做好事做善事，行善积德，而且还时刻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忘人民群众的疾苦，带领一帮人组成‘爱心一族’，大家一起做好事献爱心，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需要帮助的人心坎上，不是很好吗？佛教上说普度众生，共产党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不矛盾。现在党中央提出要构筑和谐社会，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吃斋念佛的人多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了。所以我认为可以。”
教授和他的学生老吴不一样。老吴在我说话的时候，喜欢“哼、喔、对、是”表示喝彩，或在表示他在认真听，但是教授不是，教授在我发表“宏论”的时候，一声不吭。突然，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听，或者怀疑他是不是非常不赞成我的观点，但出于礼貌，不好立刻反驳，所以只好保持沉默罢了。
我突然不说了。
“你说你说，我在听呢。”教授见我停了，鼓励说。
但是，我说话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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