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语氛的，喜欢一口气说完，如果中途遇上什么缘故停下了，相当于语氛断了，再接往往接不上。
“没了。”我说。
“没了？”教授问。
“没了。”我重复。
教授停顿了蛮长时间，像是在想，想我刚才说的话，也像是在想他自己将要说的话。教授这样想了一会儿，说：“你讲得有一定道理。最近我和一些同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公民的信仰问题。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且确实像你所说的，凡是信仰宗教的，除少数邪教之外，凡是真正信仰宗教的公民，做事情都有底线，基本上都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是安分守己的。而老百姓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我们构筑和谐社会。但是，我们共产党又是无神论者，所以，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上我们是不鼓励不提倡老百姓信教的，至于在文革十年，更是不允许老百姓信教的。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如今在我国老百姓当中，信教的成了少数，甚至是极少数。这种现实对于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和道德底线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如今造假的这么多，我看与没有信仰有一定的关系。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约束的。你是作家，当然知道人的一半是天使，另一半是野兽。对人的行为约束，光靠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是成本过高的，所以，还必须依靠道德和精神约束，而且更主要的是靠精神约束。所以，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和你基本上一致，赞同适当鼓励普通老百姓有信仰。像你说的，实事求是地看，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有好处，对我们民族有好处，对我们构筑和谐社会有好处。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本身，我觉得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假如仅仅是吃斋信佛，‘佛祖心中留’，而不是正儿八经地加入教会，不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我觉得未尝不可。反之，我认为是不妥当的。我想再麻烦你一下，如果方便，你去曾柳英那里再仔细了解了解，了解她吃斋信佛属于哪种情况。是仅仅是受她母亲影响吃斋念佛烧烧香呢？还是已经入教或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了。你看好不好？”
我当然应承。无论是出于对教授的尊敬，还是出于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我都很乐意再去沙井，再去探访英姑。
教授见我应承，非常高兴，又补充对我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带有普遍性。说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是不断发展的，这是实事求是，也是与时俱进。还说我们要发现新问题，研究新问题。最后教授还提醒我只是去了解，尽量不要干预，甚至不要做出评价。我自然是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