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监曹尊钢检验一下，曹尊钢折角比对了一下说：“不行，没法用。”陆锋向张重德要预留印鉴卡再找人，张重德支支吾吾地说：“那刻章的被抓了，连章带预留印鉴卡都被抄了。”陆锋没有办法，只好另外找人，他们很快就找到据说可以刻假章的吴某。吴某笑话他们说：“现在这年头哪还有刻章的，真土。只要你有样章，我能保证做出一模一样的。”
怎样得到存款单位的财务印章和法人名单呢？再要预留印鉴卡是行不通了。陆锋想了个办法，要存款单位写个承诺书，要求在承诺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人的名章，为不让存款单位怀疑，还要求加盖存款单位的公章。承诺书很快拿到手，陆锋交给吴某，约定晚上交货。陆锋和成敬心里都很纳闷，两人在路上就开始猜吴某到底怎么做章。曾经搞过印刷的成敬猜是照相制版，他说：“但那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不可能。”陆锋说：“我分析是电脑刻章机。”成敬说：“等晚上拿到章就知道了。”
晚上，陆锋和成敬来到约好的地点，见到吴某就问：“章在哪？”只见吴用指甲掐着一张支票购买凭证卖着关子说：“章不给你，你先去买支票，买完支票再盖章，盖完就销毁。”陆锋和成敬将信将疑地接了支票购买凭证，回到成敬的办公室。按照财务制度规定，第一次购买支票要在银行填写支票购买凭证，以后需要持凭证购买支票。
陆锋不放心说：“把承诺书拿出来，对一下章。”因承诺书在吴某的手上，就给吴打电话。吴在电话中说：“你放心去买支票吧，出了问题我负责。”第二天一早，成敬叫自己的会计和曹尊钢去买支票，他们很快买回了一本支票。成敬和陆锋给吴某打电话要他过来盖章，他们很想看到吴某刻的章，但他们并不知道，吴某根本就没有刻章。吴某则让人将支票拿走，让他们等他的电话。
半夜两点多，吴某拿来了盖好章的支票。成敬问他章在哪里？吴说毁了。第二天早上，成敬和陆锋拿出吴某做的支票仔细研究。成敬见章的油印特别厚，不像是盖上的，像是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上去的。随即，成敬叫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同案人员沈恺平，问他：“你能把支票上的章弄到一张纸上吗？”沈恺平说：“试试吧。”沈恺平不愧是电脑高级工程师，他先用扫描仪将印章和人名单扫进电脑，进行修补，很快打印出来，交给成敬。成敬恍然大悟，说：“跟弄相片似的。”陆锋说：“我有个旧支票，拿来试试。”说着，打电话让自己公司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拿来昆氏公司的一张旧支票。沈恺平用同样方法扫描下昆氏公司的财务印章和陆锋的个人名章，将这两个章打印到他们找来的一份银行支票购买凭证上，陆锋让曹尊钢去银行买支票，很快就买回来两本昆氏公司的支票。沈恺平用打印机将章打到支票上，成敬、陆锋看到后，感觉不错。陆锋不无庆幸地说：“这下没问题了，只要有承诺书，哪个行都能做。”
此后，他们就大胆地甩开“口子”，让存款单位出具存期一年的承诺书，并要求在承诺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人的个人名章，名为保证，实为得到这两个章，便于他们伪造。然后，通过电脑技术伪造支票购买凭证购买支票，再用伪造的支票划走存款单位的钱。这就是所谓的“飞单”。20世纪90年代末，京城出现了“飞单”名人，成敬和陆锋就是其中的“枭雄”之一。
为了能做出更精确的伪造支票，陆锋和成敬花5万元买来精雕机，要沈恺平学着使用。他们越做越熟练，有时头一天做了支票购买凭证，第二天，钱一到账就买支票，造好假支票，第三天就划走存款。尽管轻车熟路，细致的陆锋每次都要公司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或自己将章仔细比对，并在买支票之前先打个电话。当然，有的单位也是很精明的，在承诺书上只盖半个章。他们就再找“口子”，拿银行的预留印鉴卡。
在整个“飞单”搞钱过程中，陆锋、成敬负责组织决策，指挥分工，决定被骗资金转入的账户，分配同案人员的分赃数额和支配赃款的使用，并支付存款高息和中间人的好处费；张重德则在存款单位和中间人间穿针引线，与对方谈判存款数额、存款期限，指定开户银行，取得预留印鉴卡或承诺书，并经手支付高息；沈恺平受成敬指使负责在各种银行手续上复制印鉴章；其他人，如莫小军、张小龙、陈杰则分别参与相关诈骗活动，与存款单位谈判，假冒存款单位财务人员购买凭证或支票，办理转账手续，从银行获取印鉴卡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1997年10月至1999年9月，被告人陆锋、成敬、张重德、沈恺平、张小龙、莫小军、陈杰等人分别结伙，大肆进行票据诈骗犯罪活动。其中，张重德受陆锋指使，参与了陆锋等人组织的票据诈骗犯罪，并另行与莫小军等人共同实施票据诈骗；沈恺平受成敬指使，参与了成敬等人组织的票据诈骗犯罪，主要负责复制印鉴、伪造银行票据和凭证。被告人成敬参与票据诈骗17起，未遂1起，诈骗人民币1.25亿余元；被告人陆锋参与票据诈骗12起，诈骗人民币7000余万元；被告人沈恺平参与票据诈骗16起，未遂1起，诈骗人民币1.2亿余元；被告人张重德参与票据诈骗9起，诈骗人民币4900余万元；被告人张小龙参与票据诈骗1起，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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